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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老人：良知大法（中篇）
东海老人：良知大法（中篇）
一、绝对真理世俗所谓的真理都是相对的，仅在一定范围内是正确的，离开了适用的特定范围就不准了。有没有一种适用于任何时代和任何环境、“放之四海而皆准，质诸古今而不疑”（程颐语）的绝对的、普遍的真理呢？有。《中庸》第二十九章：
“故君子之道，本诸身，征诸庶民；考诸三王而不谬，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知天也；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知人也。是故君子动而世为天下道，行而世为天下法，言而世为天下则。”
这个君子之道或中庸之道，就是良知。这是适用于世出世间一切的至高真理，是任何思想学说主义信仰都不能违背的核心原则。任何学说信仰体系对这一真理的证悟不足、认识不够，精微度、含金量、真理性就会受到影响。如果违背了这一原则，理就成歪理，学就成邪说，教就成邪教。
例如，科学如果悖离良知原则，就会走向科学主义，轻者出偏有害，重则造恶犯罪；政治如果悖离良知原则，就会变成苛政乃至暴政。为政以德，德为政本。人类内在道德良知会显现为某些外在道德规范，某些道德规范进一步硬化----制度化及法律化，形成良制良法。 现当代中囯的政治，对良知原则不是一般的偏离，而是全面彻底的违悖。有东海儒者提出“良知风暴”一词。现在是到了在个领域尤其是政治领域掀起一场良知风暴的时候了。大良知学真理度之高是空前的，全面推出的历史之时已经成熟，良知复兴运动的潮起指日可待。
二、至高至“大”东海是从本性本体层面而说良知。儒家证得的性体是“天行健”、生生不息的，既“寂然不动”又“感而遂通”，既“无为”又“无不为”。佛家所证不生不灭、寂然不动，道家所证虚极静笃、玄然无为，两派对性体的证悟都不全面。
相比印度佛教，对于性体的生生大德，禅宗是有相当认识的。有一个著名的禅宗公案叫“婆子烧庵”：
有个婆子供养着一个和尚，大概有二十年。婆子想检验一下和尚的修行，于是经常叫一个年青的女子送饭服侍他。一天，婆子令女子抱住和尚问：“现在感觉如何？”和尚推开女子说“枯木倚寒岩，三冬无暖气。”女子把和尚的举动与言语讲给婆子听。婆子说.：“我二十年只养了一个俗汉！”于是赶走和尚，烧了庵棚。
用佛教小乘及道家的标准衡量，修到如此境界，高得很了，何俗之有？但在禅家，道（自性）是活泼泼充满“生”机“生”气的。枯木寒岩无暖气，属于枯禅，非真道也。
六祖慧能曰：“何期自性本自清净，何期自性本不生灭，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无动摇，何期自性能生万法”。与局限于“不生不灭”的佛教诸派，“自性能生万法”的证悟就进了一步、深了一层。
不过，如此表述及证悟仍不够精确。“自性不生”是“无为”，“自性能生”是“无不为”。禅宗以“无为”为体、“无不为”为用，虽讲体用一如，难免重体轻用。因为纯“无为”之体，不可能产生“无不为”之用。更“严格”的说法应为：无为与无不为是性体的一体两面----两种性能德用。与良知学相比，在义理、“事相”和作用上，禅家的健德“生”机，究嫌不足。
例如，禅师们知道“触目菩提”，见到政治就不“菩提”了；知道“神通及妙用，挑水与担柴”，却不知“神通及妙用，民主与科学”（科学研究、制度建设、“道援天下”，皆无非自性本体之妙用也。当然了，不问政治、不重科研，正是出世法的特点，禅宗本质上仍然是出世的，不宜深责和苛求也。这里仅作事实判断。）
这里涉及怎样对待欲望的问题。欲望本身是非常美好的，是人生追求创造的“发动机”和成德成圣的原动力。欲望发而中节便是善心善行，逾分过度，才成为恶。所以对待欲望，关键在于怎样节制、引导、转化、升华而不能够加以禁止和灭绝，那是违反人性天道的。熊师十力批佛教反人生（禅宗例外），法眼独具。
在古今儒门中，东海良知学的真理度也是至高至“大”的。例如，仁性良知兼备道德精神、制度精神和科学精神。王阳明能够重点把握其道德精神，公羊家能够高度领会其制度精神（仁性良知，同义复词，仁分内圣外王，公羊家为外王学），但两派对蕴含其中的科学精神的认识都有所不足，得一而遗二，对良知仁性的理解都不透彻。
三、不二法门本性本体是不二法门，是超越相对、差别的绝对和平等。在现象层面，主观与客观、意识与物质、理与欲、动与静、知与行、自与他等等有别，在本体层面，它们是亡于彼此、完全一致的。
尽管不够全面和透彻，传统儒佛道三家毕竟认识本性本体，都是得了人生宇宙“真谛”的，其余古今中外所有学说体系在这个问题几乎都是茫茫然，既使局部正确，也不过“俗谛”而已，如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不识根本甚为浅陋，甚者如法家权术势思想和马家斗争哲学，悖逆良知错误不堪。
更多学说则象诸瞎子摸象，摸到了一点。例如，本性本体是非心非物而兼具心物两种性质。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各有所见，都是偏见。一些读者以为大良知主义是唯心论，严重误会。如果改称唯本心论就对了。佛教也是唯本心论，“三界唯心，万法唯识”的心识，指的就是本心和阿赖耶识。内而意识心，外而山河大地日月星辰，都是本心的产生。这个本心，“级别”与道家那个生天生地生“我”的“道”相等（庄子有“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之语。）
又如，利己利他，都是良知本质的作用，两者圆融一体不可分割。利他主义利己主义抓住一点“主义”之，一是“过”了，一是“不及”，虽性质不同，出偏则同（详见枭文《利已主义批判》）。又如，本性至善，习性多恶。性恶论对人性的认识停留在习性层面，误以习染为本性，浅而偏。诸如此类。
求同先要存异，存异先要辨异。鸟鸣可待成追忆网友有句话说得很好：研学理重分际，致大用贵融通。建立在“分际”之上的“融通”，才是真正的“融通”。可笑一些学者不研诸家义理，不知各派“分际”，一味求“统一”、讲融通，其实不过苟同、苟通而已。
四、各有妙用用“分别”的眼光看，东海儒家岂但与西方文化大不同，与东方佛道及诸子百家大不同，与儒家古今各派也多不同，但从“统一”的角度看，不同之中各有相通“相同”之处。
且不说佛道两家与儒家在“道”的层面相类相通、非常接近，且不说墨子的利他主义，西方的自由主义，在不同领域富有颇高的真理度，便是基教的神本信仰、杨朱的利己主义、法家权术势思想、马家的阶级斗争学说，也都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可以说，它们都程度不同地抓住了一点“局部真理”。 即使是邪教，也不是完全、绝对、彻底地邪恶“非理”的，否则就产生不了影响、无人“受教”了。
对待各家各派学说及信仰，大良知主义（又称仁本主义）具有至高无上的宽容度。佛教有佛教的作用，道家有道家的作用，自由主义有自由主义的作用----如果受到儒家的指导，它们的作用就更大了。神本信仰、利他利己主义、法家权术势思想及阶级斗争学说，在一定的社会环境及历史阶段，也都各有其特定的作用。
大良知主义认为，没有什么东西是绝对没用的。垃圾放在合适的位置，也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道在屎尿，换过来说，屎尿有道，屎尿在道。
同时，没有任何东西是绝对不可转变、改良的。在一定的条件下，垃圾也可以性质转变成为珍宝。既使没有条件转变性质、没有合适的位置，垃圾也未必“没用”。有时“没用”本身就是一种用，就象细菌对于健康之必要一样。
五、辨异求同大良知主义对异端外道的批判是在尊重平等自由价值、遵守良制良法规范的前提下展开的。我们认为，对异端外道进行指导和改良是一个历史性的文明教化过程，只能通过义理争鸣和道德感化而达成，来不得一点点暴力强制手段。
西方社会对基教的态度值得我们学习。作为传统之一，不管基教历史上犯下多少罪恶，都予以一定的尊重和保护，用良制良法把它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大良知主义至高无上的宽容度，体现在对受批判方或论敌人权特别是话语权的尊重维护上，体现在对民主、王道制度的追求上。我说过：
任何外道包括邪教信仰，在法律层面都应该得到平等的保护，信仰者的人权也应得到全社会的尊重。如果外道信仰者的人权受到侵犯，文明人特别是文化人，都应该站出来为之呼吁、对之援手。这方面，情归情、理归理、信仰归信仰、人权归人权，文化人应该区别清楚、分开对待。（《反对神本主义，弘扬中华文明》）
对异端外道，存异先辨异，求同不苟同。追求制度宽容与坚持仁本主义、批判异端外道的偏颇错误与尊重它们的话语权，思想信仰上的审思明辨与为人处世的大度能容，研明学理时的了别分际与兴起大用时的消化融通，属于不同范畴的问题，又都属于良知的作用。
东海大良知学是极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的。极高明的时候，佛经道藏都是垃圾，尽精微的时候，佛来也杀祖来也杀：这是论义理时一丝不苟寸土不让；极广大的时候，见魔拜魔见鬼拜鬼，道中庸的时候，牛溲马勃无非妙药：这是致大用时无不可用无所不容。
六、制恶复仇宽容与制恶也是两回事，良知信仰宽容言论但不宽容罪恶。如果邪恶从言论落实为行动、形成了现实罪恶，就应受到良法的惩处或者正义的报复。这种制裁和报复正是良知力量的体现。
在儒家，仁者爱人恕以待人与以直报怨以义制恶，“为政焉用杀”（《论语》）与“十世之仇可复”（《春秋》），“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与“诛一夫”（《孟子》），都是相辅相成的。
儒家重视除恶，曰“遏恶扬善”，曰“除恶务本”，曰“刑一恶而万民悦”，曰“诚意者，有为善去恶之意” 等等。敢于见血的才是真宝刀，勇于除恶的才是大善人。王阳明、曾国藩等都是良知信仰极真、践履功夫甚深的儒者，所以在除大恶方面特别富有智慧和力量。
儒家以制度性的抑恶为主（义刑），但也不反对个体侠义色彩的制恶行为（义杀）。曰“父之仇不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曰“以直报怨”。子夏在问孔子如何对待父母之仇时，孔子答曰：“寝苫，枕干，不仕，弗与共天下也。遇诸市朝，不反兵而斗。”
《春秋公羊传》中凡有复仇事，必大书特书。公羊学家认为，天下无道之时，个人不妨凭一己之力用极端手段去追求自然公正，去恢复历史中的正义，使人类历史不致因政治持久失序而陷入过度的不义邪恶的泥沼。
《公羊》认为，君臣“义合”，父子“天属”，在父亲无罪被杀的情况下，“义”就自动消失，就可复仇。“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子不复仇，非子也”。吴子胥为报父兄之仇，曰：“我必覆楚”，后破楚，鞭王尸，终雪大耻，《春秋》褒之。太史公赞曰：“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详见《大复仇论》及《杀人不碍大慈悲》诸文）。记住东海《大复仇之歌》的教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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