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回国，正好遇上文友庞荣棣女士的新作《申报魂》出版，我应邀参加了她的新书发行会。
    《申报魂》是写史量才的，因为作者是史量才正房庞氏的侄孙女，是史家的晚辈，所以许多资料读来翔实可信。

   
    史量才是《申报》的董事长，也是中国新闻史上为争取新闻自由而捐躯的烈士。他留下一句掷地有声的名言：“人有人格，报有报格”。为捍卫新闻自由，他挺身与蒋介石争辩，当蒋怒气冲冲威胁他：“不要把我惹火，我手下有一百万军队”时，史量才竟铁骨铮铮地回答：“对不起，我手下也有一百万读者。” 不惜和蒋介石翻颜，也因此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三日，在杭州度假回沪时，被戴笠派特务杀害。
    像这样一位中国新闻界的伟人，自一九四九年后，竟然被人刻意地遗忘了，这是中国新闻史的悲哀，也是中华民族文化史被刻意割裂的伤痕。
    我佩服庞荣棣女士锲而不舍的毅力，二十多年前，她将撰写史量才的的初稿给我看时，因为我那时还在体制内的编辑位置上，象现在所有拿老板工资吃饭的人一样，脑子里灌满红水，诚恳奉劝她，此事不可为而莫为，因为“笔杆子”和“枪杆子”是我党的两大法宝，宣传史量才，有削弱党的“笔杆子”之嫌，会引火烧身的。庞荣棣却没有听信我的忠告，锲而不舍，知不可为而为之，终于穷二十多年的精力，用她的不倦之笔，写出了《一代报人史量才》、《申报魂》等一系列著作，并得到了体制内外有识之士的认同。遂使他们想起，在上一个世纪的二十年代，我们民族有个叫史量才的斗士，曾经为新闻自由而和黑暗专制抗争，并为之付出热血。
    新书发行会上来了许多新闻从业人员，大家的发言十分踊跃，尤其是新闻界前辈丁锡满先生的发言，特别感人。他曾是“新闻谎言制造机”的操作员之一，如今已经从《解放日报》总编的职位上退休了，他的发言，犹如卸了装的演员在诉说在舞台上演戏时的荒唐，这些话使我联想起《人民日报》退休总编胡绩伟先生近年来的一系列文章，使人感觉到，一个有良知的人，在这个充满着谎言和虚假的体制内服务，其内心的挣扎有多么痛苦。我希望他们在撰写回忆录时能将这份心迹记录下来，因为我们的新闻界再也不能这样荒唐下去了，再也不能贻误子孙了。
    在丁锡满先生的身旁，坐着一位穿著平凡的老先生，他的出场似乎颇受年轻记者的尊敬，在整个会上，他的发言很少，在临将提前离场时，才勉强说了几句不痛不痒话，其中一句好像是：“我对史量才也所知不多，当年我们教课时只是把史量才用作比较，证明国民党在新闻事业上的黑暗，共产党的正确。”
   我不是新闻界的人，我不认识此公，我悄声问身旁的年轻人。他告诉我这就是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大名鼎鼎博导丁淦林，《中国新闻事业史》、《中国新闻图史》的作者。回家后我从网上查到，此公为新闻研究所所长、新闻学院院长；复旦大学社会科研处科研组组长、校学术委员会委员、校学位委员会委员、新闻传播学博士后流动站站长。1996年获韬奋国丁奖一等奖，1997年被授予“复旦大学首席教授”称号。现任复旦大学文化与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新闻学院新闻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特邀理事、中国韬奋基金会理事、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还在一些高校任新闻传播学院系的顾问或兼职教授……我不禁惊讶，此人头衔可谓显赫。
   我真不明白，复旦大学新闻系宗师的位子，怎么会被这个对史量才都所知不多的人把持
   回顾中国新闻史，上世纪初圣约翰大学和燕京大学的新闻系，已经培养了不少的人才，特别是从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文学院毕业回国的一批高手，他们一部人在四九年后去了港台，如吴嘉棠、董显光、卢祺新……留下未走而吃尽苦头的（其中不乏有许多自由知识分子，甚至是亲新政权分子），如储安平、徐铸成、萧乾、杨刚、王芸生、朱启平……
   面对中国新闻界充斥假新闻，甚至记者排队在矿老板门前索取“封口费”的丑陋现状，我不禁为那些读《中国新闻事业新闻史》教材出身的记者们汗颜，更为当今新闻界的乡愿宗师丁淦林先生汗颜，我也对一九四九年以后，摧残人才，培养奴才的荒谬行为汗颜。
   说实话，我不是新闻界的圈内人，也没有读过丁淦林的大作，但我相信丁淦林先生写的一定不是《中国新闻事业史》和《中国新闻图史》而是《中共新闻事业史》和《中共新闻图史》。
   最后我想起《普利策宣言》宣言里的几句话：“为进步和改革而奋斗、决不容忍不公正、反对特权阶级、对穷困的人永葆同情、忠于公共福利、保持独立、在向错误发起进攻时永不畏惧……”这些话不知丁淦林先生的大作里引用了没有。
   
   
   二〇〇八年十一月八日记者节
   
   
   
   
   
   

此文于2008年11月08日做了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