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正当改革开放30周年，10月6日则是粉碎“四人帮”32周年。“四害” 不除，改革开放无从谈起。这两者密切相关，不可分割，应无异议。但在凌烟阁的功劳簿上应当怎么记载，却是见仁见智。亟需拨乱反正，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
   
   粉碎“四人帮”首功应归华国锋、叶剑英和汪东兴。三位缺一不可。自华81年下台后，大陆文献对此往往只突出叶帅，那是不公允的。现任中共领导总算能够正视历史，说华“在这场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斗争中起了决定性作用”，还他一个公道。
   

   改革开放的首功呢？笔者以为应归华国锋、陈云、叶剑英和胡耀邦。他们四位分别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使十一届三中全会及此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取得突破性的成果，邓小平只是顺水推舟，巩固了会议的成果，却贪天之功为己功，戴上了“总设计师”的桂冠。
   
   无可讳言，就中国的国情而论，邓自1977年8月间复出，至1997年去世，这20年间其历史作用无人可以取代。事实上，自改革开放的方针确定之后，他也始终坚持经济改革不变。但依历史的真实，他既非首先提出该方针，而且对于政治改革更是只放空炮，以夸夸其谈始，以停滞不前终。
   
   所以，邓可称为有大功于改革开放，但须恰如其分，实事求是。以往对其于此的种种赞颂不乏溢美之词，且极力隐恶扬善。比如邓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实质与毛的“基本路线”一脉相承，等于一道紧箍咒，是对政治上的开放无形的束缚。从这点上，邓堪称为最大的“凡是派”，却被官方塑造成力抗“凡是派”的英雄。
   
   反之，按照北京的宣传口径，直到最近华国锋去世的27年间，他都被指站在改革开放的对立面，成了“凡是派”的代表，此乃天大的冤枉，是对历史的极大歪曲。
   
   诚然，作为土生土长的地方干部出身，被毛一手提拔到“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兼国务院总理”的显赫地位，华当然对“伟大领袖”感戴不已，实行“照过去方针办”。但他坐上第一把交椅后不久，就让一批元老复出，此一行动证明他并非坚持“两个凡是”。尤其上述三中全会的成功更表明他顺应潮流，接受改革开放。
   
   这里还要特别指出华的两大功绩：一是率先走出国门，到东西欧考察；二是与胡耀邦合作良好，促成了胡的一系列巨大建树。
   
   1978年8月16日至9月1日，华率纪登奎、赵紫阳和黄华等，访问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和伊朗三国。1979年10月15日至11月5日，他出访法国、西德、英国和意大利等西欧四国。其间表现稳重得体，受到西方传媒好评，改善了大陆的国际形象。
   
   非但如此，这还是1949年中共建政后，最高领导人首次到访这些国家，打破了闭关锁国的局面，随行的党政高层要员大开了眼界。此乃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和之后的重大举措，其意义绝非限于外交层面，而是兼及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
   
   在此之前，华已派遣过副总理谷牧、副委员长姬鹏飞等，分别出访上述国家。谷牧思想开明，主管经济、外贸，通过一系列访问大有收获。回国后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现状作了详实的报告，广泛传达到全国县团级干部，起了对外交往的启蒙作用，令国人如梦初醒。而谷牧本人在其后的开放改革中，也一直以实干家的身分出现，政绩为人称道。他晚年回忆称华“是一个好人，他不整人，他民主，不做坏事”，并举出实例。
   
   华确实作风民主，其主持三中全会等重要会议，让与会者畅所欲言，大受称道。此外突出的一例是充分发挥了胡耀邦的作用。胡发动真理标准的讨论，平反冤假错案，制订发展农业的一号文件等，都得到华的支持。
   
   其中农业问题本是华较熟悉的，他原先高举“农业学大寨”旗帜，本意也想发展生产，改善农民生活。但1975、1976年两次主持全国“农业学大寨”大会，均无法改变农业的困境。故70年代末他能接受“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是其思想上的一大飞跃。也说明华真正关心农民疾苦，不怕受到“砍旗”的指责。由此也可见华不是什么“凡是派”的代表人物。
   
   从华的出身经历、文化背景等各方面来看，他不属于才智超群的杰出领导人。但也并非邓所云“水平低”的平庸之辈。三国时期蜀后主刘禅，被公认为无能，但他却充分信任与放手使用诸葛亮，以及亮建议的接班人蒋琬、费祎，结果安坐40年君主位。华本身素质毫无疑问高于阿斗，但不幸碰到一个厉害兼“擅权”（叶剑英语）的邓小平，以致只过了4年就被逼下台，“蒙尘”27载，郁郁而终。
   
   公道自在人心。不管怎样，华对改革开放之贡献理应肯定。
   
   （08-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