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以中国的宪政进程为话题。讲演者是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他举了两位近现代史上的代表人物，一为严复，一为胡适，提纲挈领地概括了百年宪政史的主要思潮。
   
   他讲胡适的一大特点是乐观主义。即使在抗战最困难的时期，仍毫不气馁地为实现宪政大声疾呼，并且针对国民政府鼓吹的“三时期”论，即所谓先军政，再训政，而后宪政，宣称“实行宪政就是最好的宪政训练”。并反问道：不实行宪政，从何得知民众不能适应宪政呢？
   
   国府迁台后，不仅长期实施戒严令，而且蒋本人在两届总统即将任满之际，仍无意遵照宪法如期退位。对此，胡适期期以为不可。他在蒋为其举行的宴会上当面陈词，谓请蒋先生给国人留一个颜面，恪遵宪法，任满即离，不再恋栈，以免惹国际间耻笑。蒋无法反驳，只好搪塞称：此非我一人所能决，须顺党心民意而行。卒以修宪达到继续连任。

   
   但就胡适而论，他已倾其全力，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堪称殚精竭力，未尝稍懈也。
   
   比较起来，鲁迅对于宪政似乎不见论及。此乃两人之一大不同。
   
   胡适曾说过：鲁迅是个自由主义者，绝不会为外力所屈服，鲁迅是我们的人。这是五十年代中期胡对周策纵讲的，见于李慎之《风雨苍黄五十年》（明报出版社，2003年，77页）
   
   人所共知，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胡适和鲁迅属于同一阵营，均列名于《新青年》编委中。他们都“尊个性而张精神”（李慎之语，同上，72页），尽管他不像“胡适一贯主张自由主义”。（同上，71页）但在“任个人而排众数”这点上，两人毫无二致。
   
   不过，由于出身、经历、教养等方面的差异，鲁迅与胡适后来形同陌路。这里面，他们分别在日本和美国留学所受的影响，无疑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即以宪政言之，美国比日本更具现代民主特色。而鲁迅晚年政治上的左倾，尤其是对苏联的倾慕，不要说跟西方民主相背离，就是和日本君主立宪下的议会民主也势同冰炭。这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
   
   鲁迅早年即服膺进化论，对严复的《天演论》是信仰的。但对严的宪政思想似乎并无多少共鸣。虽然如此，鲁迅本质上还是“中国最最珍爱自由的人”。（李慎之语，同上，72页）
   
   以此观之，纵使宪政观念相异，鲁迅、胡适乃至严复，仍存大同也。
   
   （08-1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