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北京之春

   当下中国进入矛盾多发期，由体制性矛盾引发的剧烈转型必然会形成这样一个状态：倒退是永远不可能的，而如何向前推进，是要民主法治，还是陷入分崩离析的混乱局面？这一选择，不光执政的中共要艰难面对，广大民众也要勇敢面对。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前者是说中共执政到了拐点，近60年执政历史给中国民众带来了累累伤痛，灾难不断，仅仅是经济高速增长是无法弥补的，再说经济增长也总有衰退的时候，眼下经济出现问题正是中共经营不下去的开端。后者是说，中国的民主化已经有了很清楚的推进目标，祇要去践行，去推进，脚踏实地，民主自由法治就一定会在中国实现。

   中国的今天，也无须中共内部出现一个戈尔巴乔夫，或者叶利钦一样的人物，因为中国有中国的特殊情况，与苏联不一样，但可以肯定的是，苏共的昨天就是中共的明天。祇是中国若出现瓦解中共的力量，就不是一个人，不是一个戈尔巴乔夫，而是各地都有无数个戈尔巴乔夫：促进中共允许反对党，推进中共下台。

   戈尔巴乔夫是一党执政的共产党国家的永远的敌人，中共高层一定不会原谅这个不同戴天的敌人。1990年12月25日戈氏卸任苏联总统职务，说“苏联消灭了那个早已使我国无法成为富足安康、繁荣昌盛的极权主义体制”。在中国，中共中央组织部一名叫沈宗武的博士在公开论文中写道，“戈氏的政治改革颠覆了旧有的灵魂——党的垄断权力，而实际上是少数政治局委员们的权力，他颠覆了苏共的高层权力结构，他抛弃了苏共执政最珍贵的法宝——中央集权体制，将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埋葬进了历史的故纸堆，同时也将他自己——苏联总统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可看看当今俄罗斯，没有苏共的领导，没有沉重的历史包袱，没有了极权负担，法律也不允许一党专政，照样可以强国崛起。

   中共领导的中国使用的正是当初戈氏抛弃的一党专政体制。看看59年的中共执政史有多少罪恶？到今天仍然是四处看不到真正的和谐，官员普遍腐败，政府唯利是图，司法不公，社会不公。

   在奥运会之后短短10天时间内，中国就发生了多起抗议者参与的群体性事件，9月4日湖南湘西吉首市发生了大规模的群众抗议事件，原因是当地房地产开发商长期高息非法融资，官商从中勾结，大批受骗民众围堵火车站惊动北京，消息称有两万名武警驻守在当地。为了封锁消息，当局严禁媒体采访报导。此后两天，浙江宁波、河南周口也分别发生数百及上千民众抗议事件，部分人情绪激动，大批公安到场戒备：宁波象山案件是江西人与当地企业因纠纷引发冲突，随即大批民众声援、抗议；河南周口市沈丘县因上千名中学生不满校方将操场出售给地产发展商，游行到县政府外抗议，民众声援，局面一时失控。

   在奥运会之前，中国各地的抗议一直尖锐化，仿佛干柴烈火，给在基层执政的中共机关敲响了警钟。除了6月28日贵州省瓮安县事件外，7月3日，陕西省府谷县一村民驾驶农用货车为逃避检查跳入黄河并死亡，一些民众包围警察，把警车掀翻砸烂；7月19日，云南省孟连县发生胶农冲突事件，40余名公安预警和10余名胶农在冲突中受伤，两名胶农死亡。分析一下这些事件，不难发现这些抗议者都是针对中共的执政和管理不满，民众对政府失去信任。对此，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不得不承认“用专政的手段来对待人民群众”实在是与民为敌，“瓮安不安，老百姓不敢讲真话，是我们的责任”，贵州瓮安事件揭开了“群众利益长期受损，多年矛盾积蓄难解”的盖子。处在矿区的瓮安，近年来经济得到较快发展，但在政府主导的移民搬迁，违章建筑拆除，矿权纠纷处理，权钱交易，官商勾结，当地民众对当地政府不满，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个偶然事件足以导致社会情绪的井喷。云南孟连事件同样也是如此，该县县委书记居然坐着橡胶公司老板的豪华越野车。云南省委副书记李纪恒不得不承认，胶农增收致富的利益诉求长期得不到解决，出了事情都是公安出面抓人，民怨沸腾，导致胶农对橡胶公司的积怨逐步转化为对政府和官员的积怨，最终爆发冲突。

   全国大小抗议事件此起彼伏。这个说明中共在社会转型期的过程当中，也就是一个利益再分配的过程，权力起主导作用，最后权力赤膊上阵掠夺财富，置民众于水深火热之中，抗议的民众被逼上梁山。一些败露的贪腐官员其涉案金额都很惊人，重庆巫山县一个交通局长涉案金额高达2000多万元，更高级的官员贪腐更为惊人。在另一方面，善于粉饰太平的中共仍然继续用暴力和谎言治国，其本质就是用谎言说好话，而坏事做绝。所谓维护人民利益，所谓依法治国，所谓和谐社会，都是一句空话。

   历史证明，祇有实行戈尔巴乔夫的公开化、民主化才能对症下药。中共担心出现戈尔巴乔夫，事实上当下的中国抗议者每一个都是戈尔巴乔夫，他们认清楚极权政府的本质，进而抵制、反对和抗议一党对国家权力、社会生活的控制。国家的权力必须由全民公决，而不是由一个党的政治局和书记处暗箱操作，国家资源的索取和利用也不能由一个党说了算。民有民治民享不是由共产党领导下的“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而是“权为民所授，利为民所得，法为民所用”。中国应当实行民主共和政体，实行宪政民主，实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鼎立，允许结社自由和新闻自由，军队实行国家化，建立公民社会，让国家的权力归全民，而不是归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私自。

   中国到了人人都是合法的抗议者的时候，人人都有合法的抗议权利，人人都是戈尔巴乔夫，祇要中共一天不民主，不公开化，人人都自然成为共产党敌人。苏联时期的共产党其中央的集权体制正是这样危害俄罗斯人民的：国家权力和政府权力完全集中在政治局和书记处几个人手里，集中在斯大林、勃列日涅夫等独裁者手里，最后这个国家的命运就在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暗箱操作下解体，共产党倒台，苏联垮了。苏共如此，中共将来也会如此。祇要人人都是抗议者——宪法上的和平抗议者，人人都当反一党专政的戈尔巴乔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