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是个人，就一定会有所追求。不论这个人是高踞庙堂的卿相，还是蜗居于穷乡僻壤目不识丁的一介草民，其实都各有各的人生追求。
   
    撇开那些其实应该算作病人的野心家不论，我以为，人的追求其实都奠基于他自身能及的社会平台之上：你永远不会看到一个目不识丁的农民，会去追求那些在北京三里河国家机关的高楼大厦里进进出出的靓男俊女做自己的配偶；你也不会去想象一个“铁帽子王”的公主或王子，会和贵州贫瘠山区的同龄人牵手走进洞房。所以，我的观点是：每个人的追求其实都受制于他所处的社会地位，和自己视野所及的有限范围。
   

    比如，我活满了50岁之后，按我那位文盲母亲的观点来说，就属于“80斤重的猪，养也做得，杀也做得”。说心里话，我对自己多活几年或少活几年，实在是无所谓了。我对自己余下的垃圾人生，的确是没有丝毫的眷恋。我一是因为怕死，才没有走悬梁自尽或投河自溺的道路；二是想对的起父母对我的教诲，“顶了个人头，宁可苦在世上捱；也不要图舒服，而在土里埋”。
   
    有人或许会马上反驳说，你这种衰人，对人生抱如此无所谓的态度，不如自裁算了，免得留在世上糟践粮食和布匹。这话确实说得不无道理，但是，说这种话的人，却忽略了一个生物学最普遍的原理，即：蝼蚁尚且贪生啊。
   
    我或许是呆在一个信息闭塞的小地方而孤陋寡闻，迄今真的没有在中国的媒体上或网路中，看见过有第二个人公开地、理直气壮地宣称自己是个“蝇营狗苟而活着的衰人”。如果那位朋友发现了有第二个像我这种标准的中国病人的病例，请转告我，以便我能和此人进行同病相怜的对话和呻吟。
   
    说来其实很可笑，虽然我曾大言不惭地公开宣称过，自己凭借在当代中国已官居从七品的资格，自诩为陶渊明的第N代转世灵童，但是，我其实很清楚，自己的全部追求，和陶渊明却完全不具有可比性。
   
    比如，陶前辈能“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我却只可在虚拟世界里漫无目的流浪，而不知他乡是不是故乡；陶前辈能闲来沽酒，吟诗作赋，而我却只能请菜泡饭，涂鸦自慰。不过，尽管如此，我的感觉还是自得其乐的成分居多，而丢人现眼的念头一点也没有。
   
    我自认为，和陶前辈相比，自己确实享受到了他当年同样享受到的一个人间最为稀缺的东西，这个东西名叫“自由”。
   
    自从我选择过一种自作自受的散淡而又孤独的流浪汉生活之后，其妙不可言之处，简直难以尽数。
   
    比如，我在饥饿年代养成的吃任何东西都津津有味的坏毛病，已不再对任何人构成一种精神冒犯。自从我开始吃独食，一人吃饱，则以为全世界人都不饿之后，哪怕我咀嚼食物的声音就像猪在吃食一样响亮，再也不会有人给我当面指出来，而令我感到难堪——尽管我一直不想成为贵族，但吃东西被人指出像猪吃食总是不会令人心情愉快的。
   
    又如，我睡觉有两个骇人听闻的坏习惯，一是梦游，二是打呼噜，这确实是很令人不爽的恶习。所以，我以前在工厂当副厂长、在公司当副总经理时，出差几乎从不和同事共住一间房，而怕吓着人家或扰了人家的美梦。现在，这样的难题豁然全解了。我自从可以独自睡到自然醒之后，感觉夜晚比白天更令人向往。晚上，我可以在太虚幻境里出将入相，可以锦衣玉食，可以妻妾成群，可以为所欲为。而白天，我因为狂狷和清高到病态的地步，几乎从来就不去那些在官场上春风得意，或在商场上趾高气昂的朋友们那里打秋风或蹭饭吃，而且，就是这些人间或想给我送点温暖，间或打电话请我吃饭，若不是三天前预约，我几乎百分百会拒绝他们隔日或当天的叫唤。现在，我整个白天，除了面对电脑屏幕发傻，就是靠双手在键盘上不断地敲击，而力争尽快地打发掉这些流失的极慢的垃圾时间。
   
    坦率地说，我虽然也有所追求，但我从现在开始，将永远不会对人对事采取霸王硬上弓的姿态了。我现在对生活的态度，基本上取当年老子和庄子的态度，叫做“无为而无所不为”。我以消极不作为，应对所有人对我的指责和谴责，我六亲不认，目无领导，所有干扰我心灵自由的电话一律不接，所有手机信息一律不回，所有亲朋好友的红白喜事的吃请一律不到。
   
   
    我的这种追求，虽然最终目的和所有人一样，是殊途同归地通向焚尸炉和坟墓，但是，我想，自己通向火葬场和坟墓的道路，至少因此而不会显得像过去那样，令自己痛苦不堪。
   
   
   （2008-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