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关于母亲的记忆
   (续前)
   2. 我幼年时的“岳母”陈老妹和我母亲的草根友谊：温馨 纯洁 外带着最善良的愚昧
   （1）
   早年，我家住在景德镇一条名叫纸马弄（文革时改为现名驰马弄）靠近昌江河岸的地方。陈老妹家就住在我家对门的大十字弄。这两条弄堂被一个名叫水龙庙的小庙分开。不过，自我能记事之日起，这个水龙庙里既无和尚也没有菩萨，而是住了一大家人。

   我家所在的纸麻弄靠近沿河的那段，在1960年建设景德镇中医院时被拆除，所以，我家就被政府安排搬迁到大十字弄隔壁的小十字弄，这条俗称“戳头弄”最里端的一个小院里，和那位一直当居委会主任的邻居合住。但是，我妈在随后的岁月里，始终没有和这位当时团近一带最有权势的“方主任”刘素清大妈，发展出值得记叙的友谊，而是和当初住在纸马弄的邻居们依然保持了常来常往的友谊。其中，和陈老妹一家的友谊最为深厚和奇特。
   陈老妹大娘，其实我应该叫陈老妹“丈母娘”才更合乎历史事实。她是一位像我妈一样真正影响了我一生的伟大女性。她是余干县人，一直没有参加工作，而是把在河对岸金鱼山上开荒种菜，作为自己的生活只要内容，除此之外，就是在家纳鞋缝衣做些女红，我一大家人恐怕都穿过她亲手做的布鞋。
   老妹的丈夫就姓余，是一位在房管局当会计的老先生，一口的余干方言，就像那位后来高踞相位的余干籍吴姓高官一样，他在景德镇说不来普通话和本地土话，“粮食”在他嘴里被说成“狼戏”、“为什么”在他嘴里被说成“以样谓里”。余老先生因为高度近视，眼睛上架的那副眼镜似乎有啤酒瓶底那样厚，所以，他走路很有特点，按我妈打趣时说的那样，每走一步都像怕踩死蚂蚁那样小心翼翼。
   我是1956年我10月3日出生。当年，我尚在娘肚子里的时候，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什么一个叫B超的仪器，可以分辨肚子里的小家伙是男是女。而恰巧陈老妹也和我妈一样，有孕在身。于是，这对穷姐妹便则指腹为婚，相约，如果这两个小家伙恰好是一男一女，两家则缔结娃娃亲。后来，我妈和陈老妹瓜熟蒂落的结果，果然天从人愿，老妹生了个女儿，我妈则生了个“带把”的东西。在此，顺便交代一下，我出生之前，已经上有一哥三姐，而老妹则只有一个女儿，我记得这个叫大兰的女儿似乎和我二姐同岁，所以，老妹的小女儿便顺着起名叫小兰【注】。
   说来恐怕很难令人相信，我最初呀呀学语学会喊人，第一是学会喊“妈妈”，第二是学会喊“丈母”。据我大姐说，我小时候是个典型的白痴型的晚熟儿童，属于那种“头大眼木”孬仔。我小时候只要摔跤，几乎每次都是脑门着地，所以经常是头上消了一个小包，又隆起一个大包。我永远记得，我大姐曾经不无忧虑地对我说过，我到了6、7岁都不认得钱的样子，更不知道钱的价值，你今后怎么活命啊？那是一次我跟着大姐去河边洗衣服，在上墩头时看见一张当时面值最大的10元大钱躺在地上，便高声喊叫走在前面的大姐回头来看看这张花纸片是个什么东西，结果，被一位比我还小几个月的小孩，手疾眼快一下子就捡走了。当我大姐回头来看时，这10块钱就已经在那位小孩的姐姐手里了。后来，可想而知，我们连一分钱也没有分来，这10块钱被那姐弟二人独吞了。此事，成了我早年弱智的经典证据，而被自己的哥姐们忧心与呵护的主要原因：他们一般不太愿意领我这个木呐的弟弟出去玩，就是万一迫于父母的交代必须照看我而带我出门，都不敢放手让我一个人走远，深怕我走失。所以，我的童年几乎像个自闭症的患儿一样，经常喜欢蹲在一个蚂蚁窝边，看着蚂蚁搬家，一看就是半天。
   然而，老妹“丈母娘”却对我始终像对待自己的儿子一样关爱有加。他不仅有什么好吃的东西会喊我到家里去吃，而且，从不嫌我鼻涕搭煞，每次看见我玩得灰头土脸时，总是把我牵到自己家里给我洗脸洗得干干净净，而让那些不劳我神的姐姐们在母亲面前冒功领赏。
   （2）
   说心里话，我小时候，第一怕的人是我妈。因为她专门为我在门角里准备了一根竹扫把上取下的长长的竹稍，那是专门用来教育我的工具。我妈的教子理论是，“竹稍头上出孝子”。所以，我的那双喜欢乱跑的“野脚”上，经常被我妈用那根竹稍抽出一道又一到经久不退的红印子。
   我第二怕的人，则是老妹“丈母娘”。老妹看见我时，总是先撸起我的裤子，看看我的腿上是否又添了红印，每当她看见我的“细如麻杆”的腿上又添了伤痕，我都能看见她的眼里会盈满泪水。其中，有一次因为她告状而导致我被母亲伤心地抽了一顿，居然事后导致她把我抱在怀里哭得无比伤心。
   那是我在她家门口的男厕所里和一帮小孩爬高拉低玩打仗的游戏时，被我的“丈人”余老先生看见带回他家，老妹给我洗洗脸后牵回家时，亲自把我交到我娘手里，顺便告了我一状。不过，临走时，老妹再三叮嘱我娘，不要打我，并说小孩不懂事，打也没有用。我妈则随口应承“不会”。
   可是，当老妹前脚刚走，我妈则无名火起，随即从门角里拿起那根竹稍对我一顿乱抽，而不光是专门抽脚，连背上都被抽得毛焦火辣。在我的记忆中，这是我妈对我最后一次施用肉刑，从此之后，她把那根竹稍放灶里烧了，再也没有对我动过一小指头。
   我挨了这顿恶揍之后，从此，不再喊老妹做“丈母”了，就是上茅厕也不再去老妹门口边上的那个厕所，而是舍近求远去隔了三条弄堂的桃花弄那间厕所拉屎。大约过了10多天，一天断夜边的样子，老妹给我送来一点好吃的东西（我们两家有经常互赠食品的传统）。我一见老妹进门，就早早地钻到被窝里睡觉去了，连和她打个招呼的愿望都没有，根本就不想理她。
   在被窝里，老妹和我妈说话的声音我听得一清二楚。
   老妹说：“十多天没有看见光仔了（光是我的家人对我的昵称）。他是不是病了？”
   我妈说：“没有啊。好好的的呢。自从你那天把他带回家后，他真的变好了。我听说，他现在不再去那个该死的茅厕里爬高拉低了，现在屙屎都是去桃花弄的茅厕屙。”
   老妹：“哦。……”
   我妈和老妹都沉默几分钟后，老妹没有再说什么就走了。走时，来到床边摸了摸我的脸，我假装睡着了没有吱声。
   隔日，老妹一早就守在那条我进出家门必走的弄堂口上。当我出门再去桃花弄厕所屙屎时，她见我走来，不容我回避，一把就抓住我的小手。她把我牵进自己家门后，连声问我：那天她离开我家后，我妈是否打了我。我则一声不吭。于是，老妹撸开我的裤子，掀开我的上衣，见我身上布满道道红印，便一切都明白了。结果，她把我紧紧地抱在怀里嚎啕大哭，我则任由她把泪水撒得我满头满脸。
   后来，我读书去了。又是在远离家门的景德镇第二小学上学，我除了寒暑假和过年时互相拜年，能见到几面老妹之外，但喊她“丈母”则成了历史。这到不是我记她告状导致我被母亲恶揍一顿的仇，而是我开始明白“丈母”一词的真正意思后，而难以启齿的成分占绝对多的成分。
   （3）
   记得在1968年初冬的时候，一天傍晚时分，老妹来我家和我母亲辞行，说是她和两个女儿将随同老公余会计被下放到浮梁县福港公社一个山村里做农民。余会计是作为“五七”大军中的干部下放，而她则因为没有工作是家庭妇女，得随夫一道去农村，且户口、粮油关系都得迁走，住房也要还给房管所。当晚，这对“亲家母”究竟谈到多晚再依依惜别，我因为早早睡了，不得而知。
   从此以后，老妹成了我家的贵客。每次她带着小兰前来市里采购一些农村买不到的日用品时，我家则像过节一样，有着丰盛的美食上桌。她们母女，在城里也没有什么亲戚，在城里一般都是当日来当日回到那个距城约30公里的小山村。
   到了1969年秋天时分，一次老妹来我家走动时，我妈感觉老妹消瘦了许多，便关切地问她，是否有什么身体不舒服的地方。老妹说，经常夜里盗汗，上午低烧，有时还痰中带血。于是，我妈就陪着老妹去看了看医生。结果，令人五雷轰顶的是，老妹得的是俗称“痨病”的严重肺结核，且到了所谓空洞型的中晚期，治愈的可能性已经不大。
   于是，老妹来城里看病的时间日渐频繁，来了也不太当日赶回去，而是在我家和我那位1960年出生的小妹睡在一头，和我妈还有同妈睡一头的我，四个人睡在一张铺上。由此所造成的一个意料之外的严重后果是，我的小妹很快就染上了结核病，我的父亲也染上了“痨病”，我则染上了只是没有任何症状而已。我是直到1975年低招工时，才在透视检查身体时，发现两肺均有大小不等的结核钙化点。
   后来，老妹的病到了肺结核的晚期，人已经形销骨立，眼窝深陷，皮肤既干枯又黯黑，所有女人的第二性征几乎从他身上完全消失了。她站都不能站很久，经常大口大口地在我家堂前吐血吐到一个破碗里，由我妈或我的姐妹们再倒进门口的阴沟里。
   大约在1970年开春的时候，小兰有一次独自来到我家，告诉我妈，说她妈恐怕不行了，想最后见我妈一面。次日，我妈就随小兰上路了。
   当晚，我妈没有回家。第二天还没有回家。第三、第四、第五天都没有回家。当第六天我妈回来时，我发现她的眼里布满了血丝。
   我妈告诉我：“你‘丈母’老妹死了，她真可怜。她的老公‘余瞎子’和两个女儿那个哭呀，真哭得真令人被挖心和断肠一样难受。”
   （2008-10-2 ，未完，待续）
   【注】考虑到陈老妹的女儿目前和我同生活在一座城市，其真实姓名我只能用化名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