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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不以民为本而以毁坏环境为代价，儿孙岂有美好未来？
——读网文《中条山四十年的“变迁”》感想
中条山人，是一位和我神交已久的网友。估计其年龄比我略大，大约生于1950年代初期。这从他曾经作为知青下放在山西中条山的履历，似可推知。
我和中条山人虽然都喜欢在网上涂鸦，但却并不相识。不过我相信，我们都是彼此网文的读者。如，今年4月21日，我曾写过一篇《一个“50年不变的中国呆子”看中国和美国的教育》的小文，曾被中条山人在第一时间转贴于个人博客（http://blog.163.com/niuhongyin@126/blog/#pn2）。
实事求是地说，我对中条山人所写的文章，不想加于过多的溢美之词，而只谈总体上的印象。觉得可用这八个字来概括中条山人所写文章的特点：文字朴实，感情真挚。
今日，我在一个流量很小的网站上，读到了中条山人写的一篇堪称网文中极品的好文章，就是这篇《中条山四十年的“变迁”》。
老实讲，读完此文后，我实在忍不住手痒，遂不避狗尾续貂之嫌，想写点有感而发的文字。同时，也顺带把这篇文字朴实、感情真挚的好文章，推介给我的网友们。
众所周知，到今年12月底，我党所领导的当代中国伟大的“改革”和“开放”运动，已经进行整整30周年了。这30年，虽然在中国漫长而又始终没有间断文字记载的3000年历史长河中，不过短短的一代人时间，但是，在这短短的30年中，中国人在物质层面的进步，可以说，已经一步登天了：中国人不仅从生活资料的长期极度匮乏，转而实现了极度的繁荣，而且，中国政府也从30年前只有数千亿元的财政收入贫困状态，成长为年财政收入达6万亿元的超级大富翁。目前，仅中国政府对美国一国所持有的债权，就逾万亿美元之巨。
此时此刻，对中国政府的富足，我绝对敢说，它完全可以傲视世界各主要大国。这应该并不过分。与此同时，96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神州，早已凭借为整个人类社会生产海量的鞋袜、衣衫和玩具等生活资料，也足以成就世界最大工厂的声誉。
然而，当代中国人所取得的上述伟大成就，在草根文人中条山人眼里，却代价沉痛的令人心悸和心酸。
在中条山人的笔下，伴随着当代中国GDP的一路高歌猛进，“山林被毁灭，水源被污染，道路被破坏，丝毫不能唤醒他们（这个‘他们’，是指那些从各地涌入中条山而追逐钱财者——亦忱注）的良知。他们眼里看到的只是金钱，为了金钱他们不惜毁灭大自然。而某些官员则为虎作伥，与他们同流合污，成为他们死心塌地的帮凶。这些植被、森林、水源是千百年来祖祖辈辈保留下的生态遗产，如今却被毁于一旦，修复它们几乎是不可能的。”
对此，中条山人深感不解，在文中问道：“我始终不明白，为什么属于国家所有，也就是全民所有的地下矿藏可（何）以允许个人开采？”
而我对中条山人所提出的这个富有中国特色的问题，给出的答案是：中国迄今所进行的所谓改革，中国所追求的所谓发展，其举措，其效用，大都并不是立足于以民为本的基础之上，并不是奠基于人与自然环境和谐相处的科学发展观之上。我们所出台的那些改革重大举措，那些“闷声发财”式的所谓发展，均为大大小小的官员偏离以民为本的社会主义原则和罔顾子孙后代的自私自利所主导。其所以会是如此糟糕透顶，完全是由于现存国家制度的设计缺陷使然：因为中国大大小小的官员，均被长长短短的任期所局限，在其“为人民服务”的信仰破灭之后，鲜有几位为国家和民族长远未来着想的伟大人物，能走上主导中国改革和发展进程的舞台中央。即使那些庙堂中潜在的民族英雄们想有所作为，也在那些罔顾子孙利益的目光短浅之人的制肘下，而一筹莫展，无所作为。
如果我们不讳言中国政坛的现实图景，我相信大家举目所见的中国各级官员，正如广东省现任省长黄华华阁下在年初雪灾期间所言，能在任内做到“不出事，就是本事”，则已经是相当称职的官员了。至于能为子孙后代着想的人，至少在我这个偏居一隅的孤陋寡闻之人看来，确实是已经少如凤毛麟角了。我想，这应该是一个不必争论的残酷现实。
坦率地讲，导致我们这个可怜的民族其大大小小的主政者不为子孙后代着想的内在行为机制，无疑得从中国源远流长的社会制度设计上探寻深层的原因。
我一直认为，自从秦始皇为中华民族奠定社会制度框架之后，这2200多年来，中国在畅行“秦制度”的过程中，迄今在中国大陆，尚没有出现一位堪称真正的民族英雄的人，能把国家政权的合法性架构，切实奠基于以民为本的基础之上，并使之不可动摇和更改。而充斥于中国漫长历史的国家政权和地方政权，无论是一统天下的帝王还是割据一隅的军阀，他们虽然可以予民以修生养息，可以对社会无为而治，甚至可以均贫富抑豪强，可以打土豪分田地，但是，却从未有过哪怕一个国家政权或地方政权，把施政的合法性架构，真正奠基于广大人民的民主和平授权的基础之上。例如，缔造“人民共和国”的伟人毛泽东，虽然当年胜利在望时，曾在延安的窑洞中对黄炎培信誓旦旦地说过，他夺取国家政权后，要实行“民主”制度而打破所谓“周期律”，但是，在其入主北京住进中南海当年帝王们的后花园，却以当代秦始皇自况。其在后来瞎搞的“大跃进”全民躁动中，居然旷古未闻，活活地饿死了３６００万同胞（此数字乃杨继绳在为此而写的专著《墓碑》中，经严肃考据而得出）。这真是开历史的苦涩玩笑，既空前又绝后。
据说，重庆又在红色政权的传人主导下，开始树立毛泽东的高大塑像了，其一个硕大的脚掌上，竟然大到至少可以坐10个中国成年人。由此看来，我们这个不长记性的可怜民族，在这块神州大陆上，没准会继续出产像秦始皇和毛泽东那样的一统天下的伟大人物。估计在可见的将来，中国若想产生大洋彼岸那种为了子孙后代的福祉着想，在摆脱英国殖民统治而缔造出一个崭新的国家，并为这个国家留下一部堪称人类经典的宪法之后，却弃王冠如敝屣，赶着一架破马车回到农场打发余生的平民政治家如乔治·华盛顿那样的民族英雄，恐怕依然是一个虚无缥缈的梦想。
读完中条山人的文章后，我只能向天长叹：中国，我的祖国，在您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上，如果以如此惨烈的生态环境破坏，如果以社会底层的人民游离于改革和发展成果的分享进程之外，您就是能做到ＧＤＰ一路高歌猛进而很快超越美国，而不尽快完成整个社会由官权主导，转型为立于民本之上，从而真正实现在发展中落实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科学发展观，这与当年的“文景之治”、“开元盛世”和“康乾盛世”，究竟又有什么区别和意义呢？我们及其子孙后代，仅仅就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被人为地加速毁坏而论，未来生活在您满目疮痍的怀抱里，那种黯淡无光的生存状态，其情，何以堪？其景，何以观啊？而遑论其它。
2000多年前，楚国伟大的既爱君又忧民的屈原是怎么说来着？“长太息以掩泣兮，哀民生之多艰！”
自然，我知道中条山人不是当代中国的屈子，他像我一样，只不过是个喜欢关注民生疾苦的草根文人而已。可是，您通读了他所写的《中条山四十年的“变迁”》后，难道看不出，他其实已经继承了当年屈子的情怀？难道感觉不到，他的心脏，其实正在和中条山的父老兄弟们一块跳动？
（2008-10-28）
附文：
《中条山四十年的“变迁”》
文/中条山人
今年是知青上山下乡40周年，我去了一趟插过队的中条山区，所见所闻，令我百感交集。当我在电脑前坐下时，感觉中条山之行仿佛就是一场梦。想写点东西，却不知从何处下笔，然而我又必须写，否则就觉得对不起那里的父老乡亲。
当我走进那个曾经让我失落，让我消沉，让我无奈，又让我魂牵梦绕的小山村时，我竟然热泪盈眶。村里的老人大都已经去世，唯一一个健在的老人是一个93岁的老婆婆，当年我病的时候，她给我煮过很大一碗面，是用两个鸡蛋活的面，拌了很多熟菜籽油和大蒜汁。而那时候，菜籽油每人一年只有一斤半，家家粮食不够吃，白面就更宝贵。鸡蛋，他们自己是从来不吃的。都是攒起来，凑够一定的数量，提到大队的供销社代销点，换一点盐和煤油回来。
我见到她时，老人家居然一眼认出了我，是村子里唯一见了我就喊出我名字的人。我离开时，给了她一点钱，她推了半天坚决不要，最后她儿子好说歹说，她才收下。
村里人的生活比起40年前有了较大的改观，白面馍馍是管够吃的。他们种的果树、山楂树都已经结果受益，还种烤烟。虽然收购价格不高，但总能靠辛勤劳动挣一点活钱。村里盖了很多新房子，几乎家家户户都有机动三轮车和摩托车。他们说去年的苹果卖到八毛钱，而今年不好，苹果大丰收，却被雹子打了，挑出好的来只能卖一毛六一斤----我看见村口有一辆汽车正在收购----而我们在路上同样的苹果最低要卖到一块五。
我专门看望了村里一个腿有残疾的人，是当时我村唯一读完初中的青年，那年26岁。由于小儿麻痹症后遗症，走路跛，所以不能参加工作；又很穷，所以也娶不上媳妇。他是村里仅有的比我大而又喜欢和我聊天的人。他今年66岁，仍然孑然一身。他的住处很杂乱，他请我坐，其实我根本没地方坐。我握着他的手，很黯然。他也很黯然，早已没有了年轻时的健谈和激情，一脸的木讷。
那个年月，中条山区娶媳妇就是买媳妇，而且价格昂贵。他家兄弟四个，不算上学的老四，只有老大结了婚。老三虽然没有残疾，但已经过了20岁，也是光棍。他爸他妈再也没有能力给下面的孩子说媳妇了，甚至干脆连心力都没有。如今他爸他妈早已作古，于是这世上也就没有了牵挂他的人。村里人曾乱开过他的玩笑，说他如何如何。我不知道他体验过男欢女爱没有，只觉得上帝很不公平，给了他爱的能力，却又无情地剥夺了他爱的权力。
村里五十岁往下的人几乎走光了，挣到钱的有的去了镇里，有的去了县城，钱多的则去了市里；没有挣到钱的则选择了出门打工，他们认为在村里土里刨食实在是太苦了，辛辛苦苦一年挣个千八百，的确不如到外面混，就像我们这里，有本事的都跑美国、法国去了。有些混好的偶尔开着私家车回村招摇一回，村里人认为他们都是能人，希望他们出点主意，提点建议，让乡亲们少受点苦累，多挣点钱，总之还是欢迎他们回来看看。不过你可不要立在村口说些不腰疼的话，山民们再温顺，如果不爱听也会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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