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利用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在一党专制的条件下，搞了两次大抢劫大掠夺。第一次是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论，进行公有化大抢劫大掠夺，第二次是以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理论，进行私有化大抢劫大掠夺。

   反对这种一党专制下的大抢劫大掠夺，还是支持这种大抢劫大掠夺，即反对邓式改革，还是支持邓式改革，是真假民主派在经济领域的根本分歧所在。

   这种根本分歧的关键和标志，正是坚持主张“政治改革先行”，要求先搞民主改革，在民主条件下进行公平正义的经济改革；还是主张“经济改革先行”，在一党专制条件下以改革为名，搞大抢劫大掠夺。

   中国的官僚太子党和自由主义自由派，以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理论，以反对或改变第一次公有化大抢劫大掠夺的结果为名，鼓吹和支持中共在一党专制条件下，进行第二次私有化大抢劫大掠夺。

   从1984年搞包字进城开始，以后的邓式改革，实际上就是在一党专制条件下，搞经济领域的私有化抢劫和掠夺。这种抢劫和掠夺的私有化邓式改革，尽管比中共后来的大抢劫大掠夺规模小得多，但仍然遭到了全国老百姓的反对，最后导致了规模浩大、要求自由民主、要求政治改革、反对官僚官倒抢劫掠夺的八九民运。

   邓小平以血腥屠杀，镇压了八九民运。然后，以他的南巡讲话，开始与后来大规模大抢劫大掠夺相比是中规模的“私有化”抢劫掠夺。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一部分进入民运，一部分留在体制内，开始大规模地以反对第一次公有化大抢劫为名，拼命制造和鼓吹在一党专制条件下的私有化经济改革的舆论，宣称经济是基础，经济改革先行，经济改革必然导致政治改革。

   他们的谬论，遭到了当时为数非常少的真反对派、真民主派的批驳。真民主派以新人本主义理论为指导，批驳马列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共同理论基础——经济决定论，指出改革必须以政治改革为先导，政治改革先行，以政治改革带动经济、教育和其他方面的改革，要在自由民主公平正义的条件下进行经济改革；否则，在一党专制条件下进行私有化经济改革，必然变成特权官僚的抢劫掠夺。指出“经济是基础，经济改革先行，经济改革必然导致政治改革”的说法，是欺骗。

   实际上，一党专制下的大抢劫大掠夺的私有化改革，不仅没有带来和促进政治改革，相反，造成了一个反对政治改革的既得利益的特权官僚权贵资本主义集团，为政治改革制造了巨大的阻力。特权官僚们允许政治改革的意愿越来越小，反对政治改革的意愿却越来越大。就官方体制内而言，政治改革不是越来越近，而是越来越远。

   在随后的一些年中间，中共对自由主义和一党专制下的私有化加大了宣传力度，并且利用他们地下势力控制的民运和其他反对派别，配合宣传，几乎把真反对派真民主人士的反对声音消了音。

   在这个基础上，在江泽民时代，由朱镕基主持，开始了大规模的大抢劫大掠夺的私有化。最后，产生了极其严重的恶果。江泽民朱镕基应该对这种大抢劫大掠夺负完全责任。我不知道朱镕基看到这种结果，是不是会后悔？因为朱镕基自己宣称，他是坚决反腐败的。

   现在的土地改革，其实是这种邓式改革的继续。特权官僚们坚决拒绝政治治改革，在这种条件下，在一党专制的条件下进行土地改革，尤其是土地私有化改革，必然变成特权官僚及其在农村地区的仆从走卒们，对剩下的还没有完成抢劫掠夺的农民财产土地资源的大抢劫大掠夺。

   在一党专制条件下，无论公有化，还是私有化，都将变成抢劫掠夺。

   只有在自由民主条件下，无论是私有化改革，如英国和东欧过去进行的私有化改革；还是公有化改革，如目前金融危机中金融和某些企业的国有化或政府的介入控制或干涉，才不是抢劫掠夺，才可能符合实际需要，符合社会、国家和公民的利益。

   事实上，私有和公有，都不过是人类管理社会财富的不同方式。它们都不是对人类社会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完全没有必要搞得那么对立。没有必要，也完全不可能用一方去消灭另一方。既不可能像马列主义社会主义的空想那样，消灭私有制；也不可能像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的空想那样，消灭公有制。而只能是“公共领域公有化，私人领域私有化”。在自由民主条件下，根据实际需要，灵活使用两种所有制，使它们互相补充，互相帮助，互相促进。

   私有和公有，也不应该是固定不变的。在一定时期，一定条件下，可以根据实际需要，把私有金融机构或是关国计民生的重要财产，暂时收归国有，转为公有；在另一个时期，另一个条件下，危机过去，根据实际需要，也可以反过来，把这些收归国有的金融机构或重要财产私有化，或民营化。

   总之，人类的一切，都必须一切从实际需要出发，灵活运用。一定要破除马列主义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两种僵死的理论教条。

此文于2008年10月17日做了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