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0月11日，第八届北京图书节在地坛公园举行，遭人掌掴的百家讲坛学者阎崇年，专门来到地坛图书节与广大读者交流清史。但图书节组委会原本安排2点开始的阎崇年讲座，却因故被推迟到两点半。地坛方泽坛的讲座会场座无虚席，观众席两侧及过道都站满了人，举办方如临大敌，安保人员不得不关闭了方泽坛四周的门。直到2点40分，阎崇年才在安保人员的护送下出现在主席台上。
   阎崇年在该次讲座上谈起清史，为平息社会舆论，特别强调他对于清朝皇帝的评价是有褒有贬的，并非一味的赞扬。他还为此主动提起了日前网上流传的“阎崇年语录”。他说：“以前不知道网上编了一个阎崇年语录，前天有一个网友下载了给我。我一看，天啊，没有一条是我的，全部是仿造的杜撰的，彻头彻尾的伪造的！”他说：“语录中说‘文字狱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分明不是我说的，都有据可查，在《康熙大帝》这本书第19讲文字之狱，第211页。我说，康熙的‘文字狱’不仅影响的是清朝。不用说我是研究清史的，作为普通知识分子，我对‘文字狱’也深有感触。” 阎崇年一席话泄了他也对“文字狱”“深有感触”的天机。不言而喻，阎崇年“深有感触”的当然不是康熙大帝的“文字狱”，而是中共政治统治时代的“文字狱”。由此一来，这个来自民间的耳光，就有了可资更深一层琢磨的味道。
    １０月５日在无锡签售时掌掴阎崇年，并引发舆论轰动的网名“大汉之风”的黄姓男子，至今仍对此举声称不后悔。他在接受采访中，痛斥阎崇年“缺乏良知”“没有人性”，“打他这一巴掌就是要让他为歪曲历史付出代价”。评论员乔志峰在网上诉说：自己“也产生过抽阎崇年的念头。对阎老头的某些说法，我也不赞同。尤其是他美化文字狱，简直令我怒火中烧，几欲由电视内将其揪出饱以老拳。”
   说实话，在本作者看来，阎先生还算是一个相对审慎的学者。我听过他的讲座，尽管对他的一些观点也不敢苟同，但自认为他在《百家讲坛》捧火的“明星”里还算水份最少的一位，而且他也不像余秋雨、司马南之流那样的奴颜媚骨。以阎崇年的史学功力与学者风范本不该“挨打”，因观点不同而动粗也不该是文明社会所提倡的。更何况巴掌既矫正不了歪曲历史，也不可视之为“歪曲历史应付出的代价”。
   其实，这一掌的真正象征性意义，在于民间对官方搭建平台灌输扭曲价值观的“说不！”。这一掌看起来打在了阎崇年的脸上，实际上痛在《百家讲坛》背后的大老板心里。阎崇年断然否定“文字狱”，就是把巴掌转赠给了他“深有感触”的当代“文字狱”的制造者。

    《百家讲坛》其实是为官家服务的一家论坛，今年“十一”长假更是直接宣讲《长征》，大肆灌输“阶级斗争”的“红色记忆”。其实中国人打中国人算不了光荣？蓝军与红军权力夺来夺去，如今还是在搞“文字狱”。今天官方一直在自称太平盛世，而清代康、雍、乾三世，也都连称自己是盛世，他们都为江山稳固，大兴文字狱。史载，康熙朝文字狱11起，其中广为人知的事例就是“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此作者竟被如此“盛世”身首异处，满门抄斩。当今一些学者仍在宣扬暴力支撑的“盛世论”，这连许多普通观众都能辨别其荒谬，但惯于向百姓灌输“红色记忆”“暴力革命”价值观的央视，却似乎还乐在其中，并依此推出了“和谐社会”“维稳”的理由。因此，在百姓眼里，百家讲坛被扭曲的价值观本来就与康、乾“盛世”一脉相承。所以，在本作者看来，这一掌打得其实就是这种扭曲了的价值观。张若渔先生在评论这一事件时说：“为学术而打人的背后，反映的是一个或许更宏大的文化命题，即公共话语平台如何从一维走向多维、如何从文化专断走向文化多元。试想，如果《百家讲坛》上能有学者代表民间反对者发出他们的声音，而不仅仅是阎崇年在那里自说自话，相信我们这个社会的文化血压会平和理智很多。”（《信息时报》10月8日）。然而，不幸的是“红色记忆”的血脉里没有“文化多元”的基因；《百家讲坛》上更不会给“代表民间反对者发出他们声音”的机会，否则这片960万平方公里的中土上就不会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家独秀的“山歌了。如今，阎崇年代替百家讲坛挨了“代表民间反对者发出声音”的巴掌，就是对央视以及类似央视的强势话语权垄断者的否定，其表征得恰恰就是国民早已对长期在思想上统治中国的文化专制与“文字狱”延续事实的愤慨。
   难道不是吗？连阎崇年本人都说：“我对‘文字狱’也深有感触”。自从中共建制的半个多世纪以来，“文字狱”不仅未能终止，反而愈演愈烈。就从1955年最经典的胡风“文字狱”说起。当时仅仅因为胡风不跟从毛泽东的文艺路线，就在全国展开揭露、批判、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使2100余人受到牵连，其中92人被捕，62人被隔离审查，73人被停职反省。1957 年，毛泽东、邓小平及其同党在全国搞了一个“阳谋”就“加工”了55万多个“因言获罪”的右派分子，残害了一大批尚未涉世的大中学生。当时在各大中学校，老于世故的党委负责人掀起所谓 “向党交心”运动，鼓动学生“挖思想，献忠心，紧跟党，干革命”，诱导他们对党的方针政策发表不满意见。党委对青年人的意见先是称赞、表扬，同时组织人暗地里把他们认为反党的言论记录、整理出来，载入档案，做出政治定性。就这样，如此一些天真耿直的学生，先后被“加工”成“反动学生”、“异已分子”、“内控分子”饱受折磨，至今未得彻底平反。1962年11月，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前校长扬献珍，仅仅因提出“合二而一”概念，立即被视为重大敌情遭到大批判、大迫害。受“合二而一”案株连的仅在中央党校就有154 人，其中原哲学教研室副主任孙定国被逼跳入党校人工湖自杀，讲师黎明也投井身亡。军队有一“五好”战友，仅因撰文接受“合二而一”观点，便被判处死刑。死里逃生的杨献珍曾悲愤地说：“历史上曾经有过株连十族的例子，那就是明朝的方孝孺的故事。所谓十族，就是指九族加上他们的学生。而‘合二而一’受株连的却远远超过十族。那些受株连的人中，很多人同我毫无关系，我也根本不认识他们，不过仅仅因为写过赞成合二而一的文章，竟也遭到各种各样的迫害。”十年文革，“无产阶级专政”割断的岂只是张志新一个人说真话的喉咙；国家共权力又枪杀屈死了何止张昭与遇罗克的生命？在毛泽东主政时期，中国简直就是一座思想监狱。而后文革时代，从30年前的坚持“两个凡是”，到30年来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禁锢下的中国，人民的思想、言论一直都被封闭于无处不在的“文字狱”里。自从邓小平主政以来，从“民主墙运动”被镇压，到“反精神污染”，最终发展到震惊世界的“6、4惨案”，国家共权力又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构陷了多少学生与市民。而作者本人就仅仅因发表不同政见，曾两次饱受如此“文字狱”迫害，因此应该比阎崇年先生更“深有感触”。如今胡温时代高唱“和谐社会”，仍有杨天水、高智晟、胡佳、黄琦等异议人士因言获罪事件不绝于耳，年年发生。与这些血淋淋的事实相比，一记来自民间的耳光又算得了什么？
   在当今中国，表达国家意识形态的官方文化或主旋律文化所形成的言论生态，始终都是以权力为基础的，并带有明显的暴力强制性特征。它主要执行的就是构筑统治阶级意识形态“言塞湖”的使命。时至今日，公民不仅不能批判官方价值观，连批评、检举官员个人都有因言获罪之灾。仅从1996子鼠年到2008子鼠年，这12年生肖轮回看，官媒公开报道披露的因批评、检举领导获罪的就有如下10大冤案：（1）福建莆田 "诽谤领导"案；（2）安徽五河"诽谤领导"案；（3）重庆彭水"诽谤领导"案；（4）山东高唐"诽谤领导"案；（5）山西稷山"诽谤领导"案；（6）河南孟州"诽谤领导"案；（7）山东济南"红钻诽谤"案；（8）海南儋州"诽谤领导"案；（9）陕西志丹"诽谤领导"案；(10) 辽宁西丰"诽谤领导"案。而那些没有报道出来的因言获罪案更是难以计数。
   以上事实昭昭，证据凿凿，可见当今中国国民为什么会如此痛恨文化专制与“文字狱”了。这将愤怒的力量灌于掌掴的耳光究竟抽了谁？行文至此，已经该是名花有主了。
   （首发《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