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永康要律师“三个至上”——中国唱响“党的利益高于天”/牟传珩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10月31日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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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自由圣火》） (博讯 boxun.com)

   
    中共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在北京刚刚开幕的第七次全国律师代表大会上强调：律师“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拥护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要“坚持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坚定不移地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捍卫者。”为此，他还特别要求律师“真正做到党在心中”。周永康如此为中国律师也套上“三个至上”的紧箍咒，引起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
   
    其实，周永康在今年召开的全国政法系统大学习大讨论专题研讨班上，就发表了所谓“三个至上”的“重要讲话”，并随即在全国范围内大肆进行舆论灌输。法学家贺卫方曾著文《“三个至上”谁至上?》对此提出质疑到：眼下全国司法界正在“大学习、大讨论”，其中的核心内容就是贯彻“三个至上”学说：始终坚持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报章连篇累牍，会议连绵不绝，最高法院甚至还组成宣讲团在全国巡回宣讲。我对此感到很困惑，因为这“三个至上”在逻辑上存在着值得商讨的地方，尤其是把它运用到司法领域时，这样的逻辑困难会给司法界带来某些混乱。
   
    在本作者看来：周永康的“三个至上”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其实质就是反对司法界的“唯宪法法律至上”的普世价值观。因此，要首先强调“党的事业至上”。这种强调，具有来自中共决策层内部意见分歧的深度政治背景。周永康把“党的事业至上”放在人民利益至上和宪法法律至上之前，置于“三个至上”首位，实质上造成了人民利益至上和宪法法律至上的虚位，使之处于了被弱化的次要地位。周永康这种强调的内在逻辑在于：党不仅全面领导国家与人民，宪法法律也是由党领导制定与执行的。因此党的权威高于一切。中共始终强调“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因此党的意志就要通过驾驭国家权力和国家法律表现出来，社会一切生活领域，都必然要受到党的政治与权力的影响，社会秩序与民众也只能服从这样的统治利益的需要，一切法律也都要为其服务，当然也包括宪法。由此可见，将“党的事业至上”摆于首位，目的就是要排斥司法界的“唯宪法法律至上论”。周永康的这种提法，正是为当下中国舆论发起批判“普世价值观”所作的背书。
   
    记得2007年3月16日，温家宝举行总理记者会，在回答法国记者提问时强调：“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的普世价值，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之后，又有过多次类似表述。而人大委员长吴邦国一个月后，即2008年4月16日 却在 《求是》杂志上颇有针对性地撰文说，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声称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最根本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绝不搞西方式的三权鼎立。继而，惯于政治投机的平民司马南，闻到了味道。他在5月23日看到南方周末《汶川震痛，痛出一个新中国》文章后，便撰文《冷看〈南方周末〉裸体冲锋》，泼妇似的谩骂普世价值。接着，今年7月26 日，全国政协副主席、社科院院长陈奎元在社科院改革座谈会上发表讲话说：“过去基督教宣扬其教义是普世价值，现在西方话语权的声音高，把他们主张的‘民主观’‘人权观’以及利伯维尔场经济理论也宣称为普世价值，我国也有一些人如影随形，大讲要与普世价值接轨。”2008年9月10日，人民日报又转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8年第七期冯虞章的文章《怎样认识所谓“普世价值”》一文。该文称：国内外某些势力打着“普世”旗号，把他们那一套全盘西化的主张和要求塞给我们，企图改变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一种手段。2008年9月16日光明日报也刊登了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周天城《一些人鼓吹的普世价值实际就是西方的价值》的文章，该文还引用毛泽东的话说：“实际上，世界上只有具体的自由，具体的民主，没有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
   
    正是在这种上下互动，配合掀起反普世价值舆论背景下，中国官方开始流行起“爱党歌曲大家唱”——《党的利益高于天》，甚至还成为网上下载手机的铃声。由此一来，“党的利益高于天”现已成为公检法、纪检监察、工商税务等所有公共权利部门的一致口号与最高原则。现在不仅政府、司法等部门开始“党的利益高于天”大合唱，连思想理论、媒体新闻，甚至文化艺术界也都亦步亦超，由此才能发生今年四川大地震时，文化太监余秋雨替党分忧，“含泪规劝”丧子之痛的家长不要“闹事”和王兆山之流“党疼国爱”“做鬼也幸福”的拍马诗句。因为在他们看来，与“党的利益高于天”，相比，百姓的生命又算得了什么？余秋雨、王兆山之流的表演，不禁使我们联想到，著名文化太监郭沫若曾发出的凡是“一切遵从党的意志便是政治正确，反之便是政治错误”的文化宣言。早在1941年12月17日，郭沫若就在赠送左派作家潘梓年的诗中写道：“ 提高党性遵逻辑，写好文章是作家”。《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06页。郭沫若1966年4月14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一次会议上，竟说出这样的话：“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没有学好毛主席。没有用毛主席思想来武装自己，所以阶级观点有的时候很模糊。” 郭沫若就认为心中要有党，“关键在党的领导，才有了政治灵魂！”《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84页。他说：只有作品，不讲政治的作家便是“魂不附体”。
   
    1957年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先生在中共整风鸣放会上，曾一针见血地批判“党天下”的现实，结果被打成右派。现在看来党不仅要垄断天下，而且要占据每一个人的心灵。如今，主管公检法的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竟强调按职业要求唯遵从法律，为当事人权益服务的律师，也要“真正做到党在心中”，从党的立场出发。这种让律师办案胸怀“党至上”教条，岂不就是 “权大于法”的法律宣言吗？由此一来，不仅那些为党所不容的异见人士被“因言治罪”将无人辩护，甚至那些不符合党利益的“民告告官”案件，或其他各类与党利益冲突的案件，也将无法再获得律师辩护。如今，那些要为“三鹿毒奶粉事件”受害当事人提供法律帮助的律师，不同程度受到官方骚扰与威胁，不正是一个最现成的生动例证吗？由此推论，在这个“党的利益高于天”的国家，发生瓮安暴动、杨佳袭警、“三鹿毒奶”等震惊中外舆论的案件，却不能给大众一个客观、公正的交代，也就不足为怪了。（首发《自由圣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