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运后的中国人权/滕彪.500. /维权广场

2007年8月8日，奥运倒计时一周年之计，中国一些知识分子发表公开信，希望在奥运口号"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后边，跟着一个"同样的人权"，因为这个星球上人人共享的"同一个梦想"不应该是别的，"恰恰是《世界人权宣言》所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肯定的那些人人应有的普世人权。"随后我和胡佳发表《奥运前的中国真相》，用真实的案例和数据，梳理了中国的人权状况。在表达自由、信仰自由、选举权、财产权、酷刑、死刑等方面，奥运前的人权记录的确乏善可陈。善良的人们希望政府抓住奥运这个千载难逢的契机，使中国朝着法治民主和开放的社会迈出一大步。

中国政府没有兑现当初申办成功时对国际社会的承诺，本来不需要大惊小怪；信守承诺才是出人意料。用不着等到奥运结束，人们就应该能够得出结论：指望"同样的人权"成为北京当局的梦想，指望奥运根本改善中国人权，那才是白日做梦。

在瑞芬斯塔尔背后

京奥开幕式忽悠了或者说震惊了世界。虽然不知道谁被比喻成希特勒，但开幕式的钦定总导演张艺谋以其颇有心得的法西斯美学被比成美化纳粹的瑞芬斯塔尔，应该不会太冤枉。在那不可一世的“人海艺术”背后必然是思想的苍白，和无言者的血泪。张艺谋的叠罗汉的最底层，是胡佳、郭飞雄、杨春林、陈光诚和倪玉兰们的狱中长叹。遭遇侵权而长年上访的杨春林因为发起“要人权不要奥运”的联名呼吁，受到了极其残酷的对待。因奥运场馆建设，叶国柱的房屋被强行拆毁，之后因为上访维权行为被判刑并在狱中遭受酷刑；又是因为奥运，叶国柱刑满而不释放。两位年近八十的老年妇女因为申请游行而被劳教，更让世人领教了专政机器的残忍。

在奥运期间，对上访人士、人权工作者、异议人士的威胁和控制骤然升级；对民间基督徒、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变本加厉；对西藏仍严加镇压，公然对抗文明底线；对观众和拉拉队实行严格政审，严密的安保措施给市民带来诸多不便；北京周边的工厂被迫停工，为了运动员能多有几个蓝天。在反向国民歧视之下，对外国示威者也不客气，从驱逐到拘押。一些民间人士神秘失踪，不少人纷纷离京“避运”；由于签证收紧，酒店入住率不足。奥运期间官方媒体的批评性稿件集体消失，有的整个栏目在奥运期间停办。正如《奥运前的中国真相》一文所说：你们将看到摩天大楼、宽敞的街道、现代化的体育场馆和热情的市民。你们看到的是事实，但不是全部的真相；就像你们看到海面上的冰山一样。你们或许不知道，能够看到的这些鲜花、微笑、和谐与繁荣，正是建立在冤屈、泪水、囚禁、酷刑和鲜血的基础之上的。

北京奥运的假与真

北京奥运，贯穿一个假字。先是假承诺、假预算，然后是开幕式的假演唱、假足印、假民族儿童，还有假年龄，假观众。最假的要数“游行示威公园”：7月23日北京奥组委宣布，奥运期间将开辟三个公园作为“游行示威区域”，但是，不仅所有申请均被北京市公安局以各种名义拒绝，而且一些前去申请游行的公民被警方非法扣押、拘留，可以算得上是一场"阳谋"！

但是也有真的：出台了方便外国记者在华采访的新规定，虽然报告表明，外国记者的采访仍然受到骚扰和阻挠，但毕竟比以前有所进步。进步最明显的要算是开放了自由亚洲、BBC、大赦国际等网站。金盾工程保驾护航的网络铁幕被撕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口子。

这主要归功于国际社会的争取和压力。没有反复交涉与舆论压力，美国之音的记者在中国就打不开美国之音的网站。（这些网站在奥运之后是否被重新屏蔽，同样取决于各种压力的大小。在写作本文的时候，一些以前被封锁的网站仍然没有被重新封锁，在我看来，这是奥运带来的最有意义的一个进步。）之所以在人权领域取得的成果凤毛麟角，还是因为国际国内的压力不足。没有释放政治犯，没有废除或减少死刑，没有停止迫害宗教信仰者，没有停止网络封锁。北京计算好了：不会有多少人抵制奥运；虽然奥运火炬一路上受了不少委屈，但还是有几十个国家元首给奥运捧场。国际奥委会尤其是罗格先生，扮演了一个非常可耻的角色。在强大的专制政权和短期利益面前，他们放弃了人类价值和文明原则；或者他们没有估计到北京当局缺乏基本的善意和诚意。

我完全同意法国汉学家侯芷明(Marie Holzman)的看法，中国民主进程的发展主要来自内部力量，但是外部的帮助和压力也很重要。“如果西方社会能够成功地联合起来，向中国政府提出一些具体要求，例如要求加大透明度，以及停止对藏人的压制等，奥运会本来是可以对中国的民主进程产生巨大影响的。但是，在这方面，西方社会既没有共同施加压力，也没有采取联合行动。结果，中国政府丝毫没有放松对一些群体的压制。”无论是出于懦弱还是愚蠢，对邪恶的默许、绥靖或支持都将付出代价。

柏林奥运还是汉城奥运

很多论者不约而同地把北京奥运与1936年柏林奥运与1988年汉城奥运相比照。奥运史上，柏林奥运首次由一国政府出面组织筹备委员会，希特勒自任总裁，德国派出了人数最多的代表队，获得了最多的奖牌。奥运之前，德国已经表现出明显的排挤犹太人和践踏人权的迹象。“柏林奥运，为德国的完全纳粹化，为希特勒挑战普世价值与国际秩序，起到了推波助澜、火上浇油的作用。”而汉城奥运前一年，韩国民主运动掀起了一个新高潮，在野政治力量发起了1000万人修宪案署名运动。全国22个城市举行了2100多次群众集会和游行示威，要求结束军人独裁，实行民主化改革。"汉城奥运则是韩国民主化转型的一个催化剂。"（陈子明：《北京奥运后的两条路线之争》）

奥运后的北京，是走向1936柏林，还是向1988年汉城看齐？“倘若后奥运的中国，所有因奥运而出台的宽松政策全盘收回，人权领域大步后退，新闻自由无影，国家主义发飙，则中国走向更加极权化法西斯化。据此历史后果，北京奥运即是1936年柏林奥运的翻版。”“倘若后奥运的中国，保持并推进因奥运而出台的宽松政策，批准已经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开放民营媒体，实行国家大赦，释放所有因政治及宗教信仰所关押的良心犯，公开1949年来的历史黑幕和冤狱，开放党禁。若此历史后果，北京奥运将是1988年汉城奥运的后继。”（陈奎德：《北京奥运：踟蹰在柏林与汉城之间》）

在我看来，北京既不会走向1936柏林，也不会很快走向1988年汉城。北京奥运只是一个事件，而不是一个里程碑；它对中国的政治和社会转型的影响不能被高估。有学者认为"北京拥抱经典法西斯主义"，我觉得未必，非不为也，实不能也。从某些事件来看，政治法西斯化的迹象确实有所显露：官黑勾结、官匪勾结、秘密警察的发达、执法机构的黑帮化、酷刑的普遍、对付民间抗议不惜开枪、官方媒体煽动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等等；但整个中国社会迈向法西斯的可能性并不大。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和人权机制固然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国内因素。公民社会在艰难的环境下已经逐渐得到发育，环保、爱滋病、家庭教会等组织得到发展，业主委员会、消费者维权也形成势头；虽然屡受打压，上访群体对地方官员仍可形成压力；独立知识分子、维权人士、民运异议人士的队伍在悄然扩大，立基于草根民众和自身利益的维权运动在如火如荼地发展，虽然政府的打压从未放松，但官民的博弈格局在朝着有利于法治的方向变化，政府中的死硬派和反动派已经没有力量扼杀全社会、多方位的维权运动；互联网的迅猛发展使得控制信息在技术上越来越困难，信息的开放和沟通的便利，又进一步促进了民主权利意识的觉醒和维权行动的普及，并且对旧观念旧体制进行摧枯拉朽式的震荡。走向真正的共和乃是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大势所趋；现在还看不到一支力量强大到足以使奥运后的中国逆流而上、退回经典极权的程度。

但是民主自由的力量也没有强大到很快走向1988年汉城奥运的程度。共产主义反动派、既得利益顽固派不会自动推出历史舞台，旁边还站着野心勃勃的国家主义和种族主义好战派。一场奥运改变不了司法体制、新闻制度和政权性质，也许把北京奥运比喻成专制体制的回光返照都是不恰当的。从某种角度而言，杨佳事件、瓮安事件和毒奶粉事件的持续发酵、民间的解释和参与，也许比轰轰烈烈的奥运有着更为深远的意义。中国的民主进程自有其节奏和规律，最基本的是需要民权意识的持续发育、自由理念的持续激荡和公民社会的持续壮大。在这个过程中，由于整个制度构架无力保护基本人权，由于落后势力的“理性”疯狂和“非理性”计算，可以预料的是：弱者、抗争者和先行者肯定要承受苦难和付出代价。

2008.1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