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真的想好了吗？——也谈新“土地改革”
   
   武坚
   
   当今中国农村面临的问题实际上可以分为农业和农民两个不同的主题。

   
   在世界性粮食短缺的背景下，家庭承包式的农业生产方式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为了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率，的确有必要引入集约化——其中的好处已有众多学者论述过了。我们认为，这应该是中国政府引入新一轮“土地改革”的主要动机。
   
   然而，问题在于：高效的集约化农业所能够吸纳的农村人口有限。现在的7亿农业人口（2亿已进城的农民工扣除在外）届时只有1/4-1/5能够参与未来的农业生产，而其余的人口（至少5亿）将面临着重新就业的问题。即使假定未来的土地“流转”会以极为公平的方式完成，一次性了断的卖地收入（或者每年依靠土地获得的分红）是否可以供养从农村转移出来的人口维持在城市长期生活的费用，对此我们极为怀疑。因为近十年来，在城市化进程中出卖了土地的“农转非”农民现实的生活状态已经提供了极具参考价值的例证。更何况在新“土地改革”中，官商勾结损害农民利益的事件必然会发生在缺少公正市场机制的土地“流转”过程中。十年前住房市场化的美好期待变成日后政府官员与房地产商联手剥削城市居民的悲剧，就是前车之鉴。
   
   “如果中国的社会保障是全国一体化的，那么，在这样的条件下，土地私有不私有无所谓。也就是说，如果农民工在城市里失业后有社会保障的话，那土地是否私有化是无所谓的。但是，如果中国的社会保障尚未实现全国一体化，那么土地私有化就是灾难，因为在中国，土地承担了农民自我的社会保障的功能，国家无力为农民提供社会保障，连有些城市居民都保障不过来呢。而城市没有土地，如果再没有职业，这些城市居民的情况比农民还要糟糕呢。”[曹锦清的观点]
   
   我们认为：固然粮食问题的紧迫性迫使政府必须改革农业生产方式，但是在“政府权力缺少制衡”、“政府无力向转入城市的失地农民广泛提供基本生活保障”的背景下匆忙开展的新“土地改革”，将极可能会演变成为一场类似于16、17世纪英国“羊吃人”的圈地运动——只是规模更大、结果更为惨烈。
   
   在没有清除外围的制度障碍（如建立监督政府权力的制度、建立覆盖全社会的全民保障机制）之前，急于展开新“土地改革”，将会使所有的利益相关者都被迫置身于背水一战的困境中。如果用一个比喻来形容这一困境，就是：渠还没有挖好就敢开闸放水。对于即将发生的、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转移，中国政府作了哪些准备？对于可能发生的社会动荡，中央政府领导人真的想好了吗？
   
   我们不怀疑中央政府领导人的初衷，但我们怀疑最终的成效。因为中央政府的领导人始终面临着这样一个困境——这也是晚期拜占庭帝国皇帝们所面临的无法摆脱的困境：改革的执行者（官僚集团）是改革的对象。因此在现行政治体制下，任何“造福于民”的改革都会被执行者（官僚集团）扭曲为“通向为官僚集团牟利的新途径”。
   
   2008/10/12

此文于2008年10月19日做了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