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自由圣火

   时当全球金融危机漫延之际，人们更多地注意中国的反应，特别是已有“孤岛”之誉的中国是否将淹没在这场远未结束的危机之中。殊不知，中国一场更严峻的危机已经悄然展开——出版业全面崩溃——如我们的东邻日本在1997年到2003年出版业的危局一样。

   依日本案例来看，中国出版业崩溃所要经历的时间，可能远比金融危机要长。估计到2012年才能结束。再依日本案例中的最主要指标图书退货率来看，中国目前的图书退货率远超过了日本危机之初的50%这一指标，高企70%。用“死书累累”来形容整个出版业，一点也不过份。

   一直以来，中国官方以与图书（不含杂志与教辅资料，下同）出版相关的核心数据，如图书总印量、码洋总量、平均折扣率等，列为国家秘密。非经一定时效或非具特定身份人员获取，民间研究者难以直接了解。而依过时数据（如出版类专业杂志引用者）与现实情况（如市场个案调查）来综合，做保守计算：自2005年以来，中国每年平均出版图书50万种，年印量70亿册，总码洋3500亿人民币，含特价书在内的平均折扣率为35%。

   简单地说：中国图书市场2008年的最高销售预期为可达1200亿；以退货率50%计算，则有600亿的库存“死书”。

   估计2008年底将有本年度的600亿码洋、约40亿册图书成为“死书”。此种测算结果虽不十分准确，但也是有参照数据可供比较，如2005年12月份的《出版人》杂志文章《中国出版业，警惕2006》，写道：“2004年图书库存达449.13亿元。根据观察，2005年出版社整体造货并未有明显收缩迹象，甚至部分出版社还在扩张，而2004年新出版图书造货量高达592.89亿元，由此推断，即使2005年图书销售继续保持增长并突破600亿元，库存量也会高达到500至550亿元。估计2005年库存量首次超过图书总销售。这意味着流动资金周转要一年多才一次。几年积累下来，许多出版社的库存数大于一年、甚至两年的销售码洋。而每年出版社推出的逾20万种新书中，极大部分进不了市场，出版社大多陷入不断推出新书以换取少量销售却在制造大量库存的恶性循环。”

   这种惯性发展，终于导致了2008年的出版业崩溃。出版业的崩溃之后，对于中国文化的破坏作用，绝不亚于次贷危机在衍生金融领域的后果。

   中国的纸张大量依赖进口，进口的原因之一就是图书行业的印量累年上升。但这只是表面原因，至少不是主要因素，最主要的是各级党报党刊的“政治推销”，即以红头文件方式按系统（条）与地区（块）指定订购量。这种条块结合的“政治推销”保证了各级党报党刊的市场地位，也经典地反映了《共产党宣言》内含的中“除空气之外，一律归公”的经济霸道作风。而是另一种内含则隐约浮现了托洛茨基的晚年发现——“不劳动不得食”这个原则，已由“不服从不得食”这个新原则所代替。没哪个级别的官员敢拒绝订《人民日报》，因为他不出让这种“自愿”，那么就意味着不服从即政治上不正确。甚至邮政系统的小职员为完成《人民日报》的订阅任务，要用老爹的退休工资来订一份。而他的老爹从不看《人民日报》，其偏好是饲养小宠物。结果，每到一定时间（如中秋节前，家中清扫），未经阅读的《人民日报》就被成摞地卖给了废品收购小贩。

   仍以经济估测的方式来计算：各级党报党刊浪费的纸张（资源）是图书用纸的一倍，其对中国纸张（特别是进口纸浆）的价格推动因素之贡献率在50%以上。由于这种推动，传导到图书行业的价格成本约有30%的上涨幅度。依个案分析的方法来论，2008年上半年图书价格上涨了35%，比较党报党刊所占资源因素，出版社本身的涨价愿望之贡献率只有5%左右。

   在出版崩溃之后（以2008年10月为时点），图书印量大减，纸价回落约为15%左右。但是，2009年的党报党刊征订数量并没因此而下降。“还权于民”的政治口号此起彼伏，而在出版业内“还权于民”还是遥不可及的神话或梦想。同时，互联网阅读应当是影响所有纸媒阅读的重要因素，奇怪的是，它并未对各级党报党刊构成任何销售方面的威胁。

   从2006年起，“穿马甲”的外版书就成了中国出版界一个并不幽默的“笑话儿”。所谓穿马甲的外版书，就是一本汉译本的书目并没有母版即原著并不存在。这类的书多以励志类的书目为主。与“穿马甲”的所谓外版汉译类似，有些译书则是“译者”参校别人的译本，自己“改装”而成。曾在大陆热销一时的励志书《最伟大的推销员》，最初译本就是从香港购到繁体汉译后由所谓的译者“改装”而成的。此类“改装现象”对汉译文学名著的破坏性最大，像《简•爱》、《复活》、《红与黑》等书目几乎无一幸免于被“改装”的命运。

   被“改装”的同一本世界文学名著有的甚至多达20余个“版本”，换言之，有20余个出版社对同一个世界名著在进行“改装”。“改装”的利益驱使点就是那些书已经没有版权追索权，无论“译者”还是出版社均无须向原著者或（和）原出版者支付任何费用。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如《水浒传》）也未能逃脱被“改装”的厄运，不同版本的重印远远超过20种。结果，不仅使本来受党报党刊纸张硬性需求而导致的纸价高企之影响，而且出版社本身由于此种滥印已占压了珍贵的纸张资源，形成大量“死书”。

   许多本受学界与读书人尊重的名流不幸被卷入乱拼图书的漩涡。乱拼图书，通俗地讲叫“攒（cuán）书”。比如说，某位大经济学家随笔札记被标以“力作”之后，印行成书，其销量虽然不错，但大大地破坏了学术的严谨性；再比如说，某位在八十年享有盛名的小说家屡以推荐人的身份对“改装”书系进行推荐，而其本人根本就没通读过全套书目。

   更多的官员加入到“攒书”的行列，他们不是由人捉刀，就是干脆将自己的一些职务讲话（其本身就是别人代写）稍做改动，以“著作”的面目出现。在现代诗遭遇大危机之际，官员诗人及诗作集“风行一时”——靠权力推销、摊派，如同党报党刊的订阅一样。

   虽然中国的意识形态控制高层已经多次宣布“废止出版社卖书号的体制”，并且也曾以典型个案形式处理过某些出版社及其负责人，但是，出卖书号是许多中小出版社唯一的谋生道路。而由于编辑图书的业务要求较高，出版社不得不将不同类别的书目发包给民间工作室或策划公司（俗称“二渠道”）。当图书选题或编辑确定后，出版社则与二渠道签订合同，以“协作”的形式分配各自的销售比例与各自的发行折扣率。

   “承包”书目（号）的二渠道要以缴纳管理费的形式向出版社交纳最低一万、最高三万的费用，这就是通俗讲的“书号买卖”流程。

   出版社从国家新闻出版署拿到批量书号（如每年150个），要积极“零售”出去，否则全年的收入就要受到影响。出版社作为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不但要养住在岗的编辑、发行、管理人员，还要养住已退休的各类人员，所以，在自己没有编辑与市场把握能力的制约下，必须外包。而正是这类靠买卖书号过活的“官办自养”的出版社，无一例外地坚决反对出版民营化，甚至希望以巴蛇吞象的方式来收编二渠道。事实上，面对出版崩溃的灾难性局面，收编根本不可能实现，由此书号买卖的平均价格也如同纸张价格下降那样，呈现了下降趋势。

   二渠道的编辑人员比出版社里的编辑水平绝对高不哪里去，唯一的区别就是前者的劳动强度比较大，所以在北京就出现了新毕业的大学生当二渠道编辑“练手儿”的现象。这类编辑的工资极低（平均2500元，难以维护在北京的基本生活用度），流动性也非常大，所以，大量二渠道公司难以形成稳定的编辑力量，反而是促销人员既多又杂，以致于有些特聘销售人员卷款而逃。

   在二渠道与出版社的利益共谋过程中，其“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一个重要“配方”就是剥夺作家的预期收入，尤其对那些有一定知名度又不是很有名气的作家，采取“不写印数”的办法。所谓不写印数，就是合同上虽写明“五千”或“一万”的印数，但正式出版的书目上并不标明印数。实际操作中，出版社与二渠道（作为作家的版权代理人）一般是增加印量，以便“稀释”单位成本——主要指均摊到每本书上的书号费与稿费（业内称为“版税”）。

   即便是出版社与作家直签的无须二渠道代理的合同，也是如此执行。“不写印数”这一潜规则本身比出版崩溃本身更可怕，因为它表明了出版这块本该是道德水平较高的文化净土中，已经没有职业道德的生存机会。

   中国的出版崩溃绝不是如此前日本发生的同类文化事件那样，是市场现象，其背后是政治道德与职业道德的双重缺失。在前一个层面，表明中共意识形态控制集团并无心给人民中的精英分子以创建出版社为标志的出版自由，所以，其运行体制虽变（由财政供养变为自收自支），但国家垄断的本质没变。递进而言，“还权于民”并非将所有该属于人民的权力归还给人民。

   在后一个层面上，出版权力的垄断作为政治权力垄断的一个分支，大大地破坏了职业道德。而一个没有良好职业道德的行业所面临的崩溃不可以是一次、两次，最后归结为“行业的消失”。因此，把中国纸媒图书的市场不景气归结为网络阅读的认识是错误的。相反，从技术手段上讲，大量的出版社与二渠道公司倒是都希望网络媒体连载自己出版（或策划）的书目，以图收到免费广告效应。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出版业存在的政治道德与职业道德的双重缺失，将大大地伤害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的一面，也将继续伤害国际公约的出版方面的人权准则。

   2008年10月24日，初稿于北京图书市考察之后；10月26日定稿于泊头绵逸书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