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动向杂志

   发展经济学有一个重要发现：经济增长不一定改善贫困、就业、公平方面的状况，此为“无发展的增长”。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三十年，后三分之二时期分别是无发展的增长状态与低发展的增长状态.之所以陷入低发展状态，是因为：其一，初始改革者没有明确的政治民主化设计；其二，政治理论创新的投机性与悖论抵销了改革积累起来的合法性。

   无发展的增长导致中国社会长达十余年的公平方面的巨大错落，而低发展的增长至少使中国食品安全成为贫困与不公双重背景下的社会问题.食品安全无保障的社会后果远比频发的矿难要大得多。因此，称毒奶粉事件为中国的“九。一一事件”绝不过分，因为它必将对大众心理与生活方式产生灾难性的影响。

   在一九九七至二○○二中国急速城市化的五年里，城市食品消费能力增长了十倍，低端食品生产的作坊化补充了市场空间，如“泔水油现象”、“丝袜矿泉水现象”等等。出现这些现象的利益机制在於：其一，狭义特权阶层逐利目标的高端化，如在金融、房地产以及“人际关系就是生产力”的批文倒卖领域牟取钜额利润，食品特别是大众消费的食品生产空间自然转让给底层社会；其二，广义的特权阶层即那些靠国家财政或事业收支供养的官吏们，不再尽责於食品安全的管理，公共卫生机构专业人员大量流失，低端食品的生产处於自发状态.对於第二种情况，中小城市几乎是普遍存在的，比如一个业主租用几间破旧的民房，弄上不足万元的简陋设备，在无任何物理消毒的状态下，生产低端产品，如儿童食用的冰淇淋。

   这五年间的食品行业利润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二十，高於GDP增长率一倍还多，其经济社会效果是：第一，小部分底层社会人员受益於城市化运动，由相对贫困阶层转为相对富裕阶层；第二，这种阶层转化的代价是以更多的底层社会人员的生存质量受损为代价的，是导致社会仇富心理的原因之一；第三，在生存权作为人权构成部分的理念下，广义特权阶层中优势群体（如官位到副县处以上者）开发了自己相对安全的生活模式，此为推动腐败增长速度超过经济增速的原因之一。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这里所指的腐败并不是狭义地指收取额外利益者被舆论揭发的那些行为，而是指明知牺牲了相对多数人的人权而维护自己政治经济利益的行为。比方说，某位化工大县的副县长从来不喝本地的水，因为他知道本县GDP的取得代价就是地下水的全面污染；又比如说，由於额外收入的增加，其餐桌上食品的安全性大为提高──不吃以有污染鱼骨粉为饲料的鸡场的鸡蛋，而定点在某个天然林养鸡场预订鸡蛋，等等。

   在毒奶粉事件发生后，网络舆论开始对三鹿系列产品的数位形象代言人施压，要求他们向公众道歉，其中一位有代表性的人物公开声称不道歉，但又委婉地表示将一部份代言收入捐出来救助受害儿童。这样矛盾的举动显然说明事关公共安全的事务缺少起码的公共性，而涉及到食品领域的公共性是基本人权的部份。由於基本公共性的缺失，更多的人处於隐形贫困状态，他们不但没有因经济增长而获得提高生活质量的机会，反而因此成了低安全性食品的消费群体，结果是在长时间内要支付巨大的健康成本。隐形贫困衍生出更大的社会不公，比如前述的副县长喝自带水问题，从而深度地贬抑了社会不同群体之间的互信水平。

   在发展经济学视角下看问题，其三要素中两项严重缺失，背后的利益格局是针对底层社会的骗局，即大量文化界公共人物被聘请为食品销售充当形象代言人。当然，这个问题中的政治机制仍是少数政治精英与少数商业精英暗中勾结之结果，类比之下，少数商业精英之间的勾结更具隐蔽性。无发展的增长或低发展的增长给他们提供了参与宰制底层消费者的软环境。

   另外，由缺乏公共性而致的文化欺骗性，还利用了公众对西方热爱的心理。可以肯定地说，如果三鹿集团没有新西兰合作者，就没如此广阔的市场。资本主义本身所具有的广告效应已经沦为文化骗局的道具。

   中国的经济增长并没在经济发展的分项指标“基本需求”（包括营养与卫生在内共六项）方面有明显的增长，其特徵之一就是消费低质化。由於低质化与城市化趋势相一致，所以在毒奶粉这样的重大个案之后，几乎没法避免再次出现重大的公共危机事件。

   低质化的倾向已经由“泔水油现象”来体现，而一般情况下是泔水油用於煎炸食品，但是煎炸尾油向哪个方向转移了，却无人过问。据民间的业内消息说，大量的煎炸尾油流向了方便麵生产厂家，经一定工艺处理后充做油包配料。我们仍善意地希望这种现象只是发生在非品牌企业.就此问题，分析人士不难发现在媒体疯炒一个题目之后，后续的深度报道则不见踪影。估计：一是媒体职业道德存在巨大亏欠（如向被曝光企业索钱），二是舆论管制当局施压，不允许媒体继续“添乱”。无论哪一种情况，或是二者兼有之，都说明中国媒体在维护食品安全方面没尽到道义责任。比如说，二○○七年夏初，有媒体报道说武汉出了十万斤死鱼事件，批评湖北环保不力，但是接下来的问题“这十万斤死鱼是怎么处理的”，则无任何声息。人们不禁要问：死鱼是被造成饲料后通过猪肉与鸡蛋变相上了餐桌呢？还是经过某种加工（变成鱼丸）而进入了商场呢？就在写本文之前，我通过随机方式调查了几组特定人群，其中几位“七○后”组成的一个酒桌私宴（街头烧烤摊）上，一位年轻人对我说：他见证过一次五千只死鸡的事情──五千只死鸡起初以每只两元出了养鸡场，最后以每只五角被麻辣火锅鸡店的供肉商买下。这样可怖的“商业神话”，更印证了十万斤死鱼去向不明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