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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权贵的暴发户心态
来源：人与人权
中共虚构出中华帝国复兴的神话，似乎金牌老大就是世界第一的醒目征兆。
近两年来，中共的大国外交调门不断升高，御用智囊的大国崛起论所向风靡，虚构出中华帝国复兴的神话，制造出民族主义的话语狂欢：先超越欧洲，再超越日本，最后超越美国。而北京奥运的成功和金牌第一，似乎坐实了这种论调。即便在党国盛宴已经结束多天后，中共喉舌仍然沉浸在金牌老大的辉煌中，喋喋不休地赞扬北京奥运如何开放、中国人如何自信，外国媒体的赞美词更被中国媒体广泛转载，似乎金牌老大就是世界第一的醒目征兆。
正是在这种幻觉的引导下，一夜暴富的中共政权及其权贵们，全然不顾国民权利极端匮乏和贫富两级分化的日趋严重，也全然不顾中国人均收入的世界排名还在100位之外，尽情展示暴发户的挥金如土。
一、独裁政府钱包的迅速鼓涨
独裁寡头和各级政权的暴发户心态，来自近年来官权钱包的迅速鼓涨，有各级政府财政收入的大幅度提高为证。据中共财政部发布的信息，中共政权的财政收入连续多年高增长，2007年已经超过5.1万亿元，同比增长31.4%，占GDP的21%。再创历史新高。党国钱包鼓胀的速度。远远超过11.4%的GDP增长率，13%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分别是后二者的3倍和2.4倍。
以上差别还仅仅是官方公布的数字，如果按照民间经济学者的计算，独裁钱袋鼓涨的速度更为惊人。比如，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教授陈志武先生多次发文，对近年来中共钱袋的迅速鼓胀作了更为具体的数字化分析。
陈志武先生在《我们的政府有多大？》（2008年2月23日《经济观察报》）中指出：2007年政府的收入相当于3.7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12.3亿农民的纯收入。而且，1995年到2007年的12年里，GDP的年均增长速度为10.2%，政府财政税收年均增长16%（去掉通货膨胀率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8%，农民的纯收入年均增长6.2%。政府财政收入增加5.7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1.6倍，农民人均纯收入仅增加1.2倍！
陈志武先生还指出，中国政府作为中国最大的资产所有者，除了官方公布的财政增长之外，还从国家对土地和高盈利行业的垄断中获得巨额收入。作者指出，财政税收只是政府“最看得见”的收入部分，而政府的预算外收入、资产增值和资产性收入更为庞大，其增值比财政税收更大、增长速度更快。比如，到2006年，国有土地的总价值大约为50万亿元。全国有11.9万家国有企业，平均每家资产为2.4亿元，所有国企资产加在一起值29万亿元。由此，国有土地加国有企业的总价值为79万亿元。假设土地和国有资产以GDP同样的速度升值（11.4%），那么在2007年，国有资产去年增值9万亿，国有企业的总利润为1.6万亿元，二者相加为10.6万亿元，再加上5.1 万亿财政税收，2007年政府可支配的总收入为15.7万亿元。
陈志武先生在《中国财政不民主，但规模极其巨大》还指出，在中国的115.6万亿元资产财富中，只有 27.6万亿是民间私人的，剩下的88万亿属国家所有。如果2008年中国GDP和资产价值都上升10%，那么，老百姓从资产升值中得到2.76万亿元，而政府能得到8.8万亿元。政府从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资产财富升值中得到的份额，是民间的三倍。
由此可见，经济高增长的受益，政府最多，城镇居民次之，农民最少。
中国社科院在2008年1月3日发布《2008年中国社会形势报告》，也印证了陈志武的分析和结论。该报告显示，近年来，中国经济高增长的主要受益者，第一是政府，第二是老板，第三才是劳工，三者收入占GDP的比例分别为：政府占55％，老板占30％，老工为12％。
作为对比，美国的相应比例为：劳工占56％，政府占30％，老板占12％。
二 、暴发户的政绩工程
中共钱包愈发鼓胀，就越敢于大搞政绩工程和金钱外交，各级官员也越敢挥霍。
首先是中央寡头们的政绩工程。在江朱时代，有江泽民钦定的“中华世纪坛”和“国家大剧院”，有朱鎔基拍板的上海“磁悬浮”。还有什么“五个一工程”、“爱国主义教育工程”、 “世博工程”、“航天工程”，等等，不一而足。江朱时期，最挥霍浪费的政绩工程，莫过于1999年中共掌权五十周年庆典，耗费上千亿人民币。
胡温时代，最为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莫过于“奥运工程”。为了在奥运上争金夺银，仅组建奥运队伍投入一项，中共就出台了“奥运争光计划”，建立起一支由17000名专职运动员、4900名专职教练员的庞大北京奥运兵团。北京奥运的总投资高达430亿美元（北京奥组委顾问黄为透露的另一数据是5200亿人民币，也就是700多亿美元）。
现在，北京奥运已经结束，中国终于超越美国而成为金牌老大，但满世界都知道，支撑这个金牌老大的是独裁政权的花钱第一。可以说，早在奥运开幕之前，中国就已经拿到了百年奥运史上的第一枚金牌——430亿美元的投资金牌。这枚金牌所创造的百年奥运史新纪录，很可能是无人能够打破的永久记录。
其次上行下效的政绩工程。中央大员们为了自己的政绩而大搞“首长工程”，各级地方官也就必然为了个人乌纱帽和小集团的利益，不计成本，不管劳民伤财，大搞“政绩工程”，在数字上弄虚作假，大树特树经济偶像，只为了用经济发达来证实领导有方，致使各类好大喜功的“工程”泛滥。比如，全中国竟有183个城市提出了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宏伟目标，也有数十所大学提出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甚至，北京大学这样的高等学府，也要在校园边上花大钱建造五星级饭店。
这种上行下效演化为“奢华攀比”之风，在大剧院的建造中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自江泽民钦定了北京国家大剧院之后，一些省市也争相效仿，不惜劳民伤财而建设各自的大剧院。北京的国家大剧院投资26亿，重庆大剧院15亿，上海东方艺术中心11.4亿，广州歌剧院10亿，武汉琴台大剧院10亿，杭州大剧院9亿，河南艺术中心投资9亿。甚至就连地级市也要建造大剧院，比如浙江的宁波大剧院耗资6.19亿，广东东莞大剧院6亿。
第三是官员的腐败和挥霍。已经有多种资料表明，权贵们的贪污、受贿、赌博、买官等腐败所涉及的金额，已经占到GDP的20%，占目前国民收入的1/3之多。比如，中共官方媒体指出，近年来，中国每年流失到国外的赌博资金超过六千亿元人民币，其中官员挪用公款豪赌占大头。吃喝、车马、休闲旅游、出国考察、特权福利等消费，合计高达2万亿，占政府财政收入的五分之二，占GDP的十分之一。
三、暴发户的金钱外交
自中国对外开放以来，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以来，中国经济从经济全球化中受惠颇丰，它向西方国家和全球资本市场开放，引进西方的资本、资源、信息、技术、甚至人才，也让美国和欧洲的大公司越来越垂涎中国市场，特别是中国新经济的高速发展对高科技产品和国际资本的胃口很大，为美国商家提供众多机会。与此同时，中国的价廉日用品的大量出口，使中国赢得巨大的外贸顺差，在让西方消费者受益匪浅的同时，也让西方国家付出了巨额外贸逆差的代价。
当经贸关系在中西交往中变得越来越重要之时，中共政权也越来越依靠“金钱外交”。 中共用于支撑其合法性的主要资源是“政绩”，政绩的主要标志是“我们正在阔起来”的宣示：一方面炫耀中国的经济增长和财富增加的高速，自我夸耀为世界上的“一支独秀”，进而夸耀综合国力的增强；另一方面在与发达国家的交往中，特别是在涉及到政权利益的台湾问题和人权问题上，中共惯用金钱开路的策略，用大把的订单和政府采购来换取政治利益。由此，政权及其官员的暴发户心态，不仅表现在国内的各类政绩工程和挥霍浪费上，更表现在中共现政权的“大国外交”中。因为不断增长的经济实力和迅速鼓涨的独裁钱袋，使中共有资本大玩金钱外交。
君不见，为了讨得西方大国对中共对台政策的支持，也为了让西方人少在中国的人权、政改等问题上说三道四，中共寡头们甚至满世界撒钱。大凡中共党魁及其国家主席和国务院总理出访西方大国时，皆要带上大把的银两抛洒一番。最近的实例，莫过于温家宝的访美和胡锦涛的访法，不但求着西方大国的政要来干涉“中国内政”，还要花上足够的银两才能使哀求奏效。温总理用60亿美元购买布什对台湾的警告，中共政要几次访美的大采购，更是高达数百亿美元；胡主席曾用几十亿欧元换取希拉克对台湾的指责，又用200亿欧元的超级订单换取法国新总统萨科齐在人权问题上的沉默。
这样的金钱外交，固然可以为中共高官带来到处红地毯的虚荣，也为中共政权换取减缓国际政治压力的实惠，营造出全世界华人心向大陆的假相，却尽透着本末倒置的荒诞：欠发达中国的元首像个腰缠万贯的大款，发达法国的元首倒象个讨好富豪的推销商。在这种荒诞的背后，是中国大多数弱势群体的无望和无奈，为了保住自己的老屋，为了在年终讨回一两千元薪金……不断出现的自焚抗议的极端行为，足见当下中国还没有阔到向世界撒钱的程度！
其实，金钱外交并非后毛时代的产物，而是中共建政以来的一贯传统。在普遍贫困的毛泽东时代，老毛为争当第三世界的领袖，一面逼着百姓勒紧腰带，一面对那些无赖国家提供无偿援助。直到今天，中共政权仍然是朝鲜、缅甸、古巴等无赖国家的最大金主。这种以一党政权利益为导向的金钱外交，实质上是让全民财富和国家资源服务于特权集团的利益，从效果上讲，也只是一种应对国际压力的权宜之计，只能得到眼前的暂时利益，而无法使中国真正融入世界的主流文明，更无法赢得国际社会发自内心的真正尊重。
四、爆发户大款的攀比消费
中国改革一直是“跛足”奔跑，独裁权力主导的改革模式是经济和政治的高度不平衡，是增长模式的极度浪费和分配模式的极度不公。所以，经济的持续高增长非但没有带来共同富裕，做大的蛋糕并没有带来分蛋糕的公平，反而导致极端的两极分化，先富起来的政策带来的是权贵“暴发户”的穷奢极欲。据《新京报》2007年12月31日报道，“中国500富豪榜中榜”在香港发布：中国的亿万富豪数量已经仅次于美国，世界排名第二。拥有10亿美元身价的中国富豪的数量，2006年是85名，2007年是146名，几近翻倍。怪不得有人惊叹：中国不但是“世界经济中心”，也已经变成“富豪大国”。
2007年中国城镇居民年均可支配收入为11759元，农村居民人均年纯收入3587元。目前中国农村人口起码有7.5亿左右，如此巨大人口的人均年收入才三千余元，扣除通货膨胀，绝大多数百姓的实际收入，在事实上是大幅下降。面对如此贫富悬殊的国情，还在大肆吹嘘中国已经变成“富豪大国”，很有点儿没心没肺的梦呓。更何况，中国的顶级富豪群体的暴富之道，又有几人的手脚干净。看看那些落马的问题富豪，哪一个不是官商勾结的受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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