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北京之春

    从1978年中共宣布改革开放，至今已经有30个年头了。中国经济持续30年的高速增长，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的奇迹，也让中国社会发生了沧海桑田的变化。改革，作为一个时代的精神主题，和一场范围广大、无所不在的超级实验，毫无疑问成为这30年来我们社会的核心价值。如今改革的价值却让我们五味杂陈，反思、解构、清算改革的声音已经不再是某些学者的牢骚，而逐渐成为一种浮出水面的思潮。中国的种种现实，也似乎在为这种思潮源源不断地提供事实支撑。

   但是，如果我们回过头来回溯改革的历程，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经历的并不是一场改革，而是两场改革，改革的初衷已经被绑架，它已经发生了霉变。

   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到1984年城市启动改革，这段时间被学者们描述为中国改革的“阳光灿烂的日子”，以“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村改革，让农民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农民一扫脸上的菜色，物资匮乏的时代也成为记忆。这让人民实实在在感到了改革的魅力。最能体现人民这种欣喜心情的莫过于1984年的国庆阅兵游行时出现的场景，当北大的学生自发打出“小平你好”的标语走过天安门时，这个镜头似乎在向全世界宣示着人民拥抱改革、与中国改革派那种精神上的亲近和契合。

   但是，这个领袖、精英与大众琴瑟和谐、充满快乐与期望的蜜月期很快结束了，当改革的逻辑与旧体制发生摩擦，城市以放权让利为标志的改革开始陷入泥潭。有学者断言：所谓“放权让利”实质上是传统官僚体系内部的一种权力重新分配过程。

   如果说在农村的改革是给农民以“权利”（自主经营权），1984年发轫的中国城市改革则是给大大小小的各级官员以“权力”。这个区别导致了中国改革长期停滞直至最后变质。周期性的通货膨胀和周期性的腐败浪潮，周期性放权和周期性收权的钟摆效应，是这种质变带来的直观效果。最终，中国的城市经济改革变成了官僚集团内部的权力博弈，造就了中国最早一批官商和最早一批“跨体制利益集团”。中国民间将这个官僚利益集团形象化的称之为“官倒”。

   中国城市改革从一开始就走上邪路，并非出于一种偶然，而是一种体制的故意安排。中国悠久的专制历史中，其实一直存在着一个隐秘而庞大的力量，那就是官僚利益集团，它们一直是吞噬民众利益的怪兽，很多的时候也是吞噬皇权的怪兽。当城市改革依据一种历史惯性，以官僚集团利益最大化作为推动改革的动力和路径的时候，腐败的规模就开始扩大，并越来越系统化、制度化；社会不公的裂痕日益加深，贫富差别渐次浮现。这使改革同质认同的社会心理基础变得异常脆弱。1988年席卷中国所有大中城市的剧烈通胀及抢购风潮，是对改革的这种早期认同出现裂变的大规模爆发，也民众对下一步的可能改革充满紧张和不安的一种心理预示。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知识界和民众开始对改革的路径产生疑惑，虽然这种疑惑还没有可能上升到理论自觉，但作为一种情绪发泄的诱因，在1989年那个春夏之交形成政治抗议风潮，它已经足够了。

   中国的改革是从经济领域首先启动的，官僚利益集团在农村改革的蜜月期对改革持观望和欣赏的态度，因为改革尚未涉及到他们的利益范围。1984年城市改革的启动，官僚利益集团开始介入并且主导改革的路径，他们得心应手操控改革的权力资源就来自旧的政治体制。早在1986那年，邓小平在深刻感到官僚化的政治体制绑架改革的时候，他提出：“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我们越来越感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邓小平重出之初曾经将政治体制改革放到相当重要的位置上。甚至他的主要改革助手、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也说，毛泽东之后祇有邓小平一个人有能力启动政治体制改革。邓小平是毛之后有可能改造中国政治体制的唯一人选。但是在邓小平的思想里，政治体制改革是服务于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是一种独立的核心价值，当政治体制改革面临官僚利益集团的强力对抗并诱发民间异议运动民主浪潮的时候，邓小平立即毫不迟疑地冻结甚至终止了这种尝试。这也就是89年六四事件后邓再也不提政治体制改革的隐秘所在。

   在经历了89年六四之后共产党内的保守派对改革的短暂犹疑的90、91两年，邓小平以在野之身南巡，凭藉个人的权威掀起第二轮改革浪潮。在这轮改革中邓小平完全抛弃了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最后一缕眷恋，彻底抛弃了赖以起家的传统社会基础即那些传统产业工人、农民，而将行政官僚体系变成他的改革和发展惟一可以讬付的力量。对于来自共产党原教旨主义的极左派提出的“姓资姓社”的挑战，邓的对策是“不争论”，他的继承人江泽民则干脆查封了他们的网站和杂志，将他们彻底边缘化。作为一个执政官僚集团的共产党的利益边界变得十分清晰，那就是维护本集团及其精英联盟的利益。这个时候的共产党已经很难说是一个能够整合社会各阶层利益诉求的执政党了，而变成了一个祛除了理想主义色彩的世俗意义上利益集团了。

   意识形态祛魅之后的中国，以为官僚利益集团利益最大化为动力的改革变成了“抢劫”和“分赃”。通过“抓大放小”、“管理层持股”的所谓国企产权改革，城镇集体企业和中小国有企业几乎一夜之间完成了“私有化”，昔日的厂长经理、党委书记成了私企老板，原来作为“企业主人”的失业职工被抛向社会沦为赤贫，1990年代末在中国所有城市开始上演的这幕历史惨剧，至今尚未落幕。

   除了通过国企改革化公为私，官僚利益集团掠夺财富的目标首先指向最没有博弈能力的农民。研究显示，对农民的盘剥主要采取三种路径，一是由代表权贵利益的基层官僚体系对农民直接搜刮，什么“三提五统”、义务工、水利工再加上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导致农民种地的成本居然高于土地上的产出，以至于无法维持简单的再生产。二是对流入城市的农民工实施制度性剥削，如压低、拖欠工资、户口限制、子女教育歧视、公共医疗的不平等分配等等，有学者估计，仅仅压低工资一项，盘踞城市的就官僚体系从农民工身上每年卷走财富就达4400亿。三是剥夺农民土地，在现行农村土地征用制度下，官僚体系可以用极低的价格从农民手上征用土地，然后高价出手，其中差价可以达到几十倍之多。国土资源局的资料显示，浙江某县2000年土地出让收入为2.19亿元，其中征地补偿费祇有591万元，仅占卖地进账的2.7％。根据资料估计，2003年至2006年，仅此一项，城市就从农民手中取得9300亿元。

   对国民财富的掠夺还有通过金融系统、证券市场等等多种管道，经过近30年的疯狂抢劫，反映贫富差距的中国的吉尼系数在1990年代之后开始急速攀升。从改革前的0.28急剧攀升到0.46左右。2005年，中国的吉尼系数迅速逼近0.47.2008年中国的吉尼系数已经超越0.50.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这意味着中国已经快步进入贫富差距最为严重的国家行列，成为所谓“收入差距悬殊”的国家。 贫富的悬殊已经超过了1949年之前的中国。

   当以消灭剥削、推翻不平等的社会为旗帜号召人民起来革命的中国共产党用30年的时间再次复制一个完全相似的官僚利益集团垄断所有资源、绝大多数人民沦为受盘剥的底层的社会景观的时候，改革不仅成了一个对现政权合法性来源的黑色幽默，也成了摧毁这个政权的最理直气壮的正当性理由。

   有人说，改革30年，中国的经济体制、社会面貌都发生了巨变，祇有政治一成不变。这其实是一种祇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幼稚，中国的政治不仅在变，而且变得面目全非。

   一切都是从1989年6月3日晚上的一夜枪声开始的，那一夜不仅成了许多人命运的转折，也成了整个国家、整个社会命运的转折。甚至共产党也是在那一夜彻底蜕变。

   如果说中国共产党在六四之前还残存着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理想色彩，那么，六四之后这种油彩已经剥落殆尽。就像一个不经意间惹下巨祸、犯下滔天罪行的孩子，它唯一的选择就是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做个杀人越货、名副其实的江洋大盗。才不会去考虑曾经是三好学生，曾经有立志为国为民的理想呢。

   六四之后，中共彻底摆脱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所赋予的理想主义和道德约束的纠缠，变成了一个清醒地追逐世俗利益自我实现的官僚集团。中共前总书记江泽民在训斥香港记者时不经意说出的那句名言：“闷声发大财”，就是这个集团在当下中国的最真实的心理写照。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中共从毛泽东的共产主义左翼极权一跃而转变为右翼专制这么大的历史转型是如何轻易完成的。

   六四阻断了中共政权的合法性来源，即使中共自己也不再寻求从毛泽东的共产革命中寻求合法性支持，从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到胡锦涛的“和谐社会”，我们可以看出端倪。中共在抛弃它原来的社会基础工人和农民，选择知识份子、民营企业家、外资企业经理人和社会仲介组织从业人员等组成的新阶层——中产阶级作为自己的社会基础（所谓先进生产力就是指这个群体）的同时，把经济发展作为了自己政权合法性的主要支撑。应该说，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中共做得相当成功。

   不难知道，这个蜕变而来的新政权的基础就是越来越专业、务实但同时也越来越利欲薰心的行政官僚体系。党已经和这个行政官僚体系融为了一体，共产党成了名副其实的“官党”。

   毛泽东在文革时期曾经说过一句名言：“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这句话在当时可能显得荒谬，但是现在却是一个真实的写照。祇是这个资产阶级不是文献意义上的概念，而是官僚化的利益集团。这个利益集团也不是藏在共产党内，而是它就是共产党本身。

   但是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共产党无论从马克思的原教旨主义还是从毛泽东、邓小平所定义的角度，它都不复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