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司马南《网上处处有高人》有感

   前几天，司马南发表了一篇矛头指向湖南省委书记张春贤的文章——《还权于民万言书》，在这篇洋洋万言的文章中，司马南一改过去居高临下、咄咄逼人、大打棍子、乱扣帽子的强悍文风，以及动辄拉大旗作虎皮，采用暗示、挑唆、煽动、栽赃、含沙射影、移花接木、偷换概念、无限上纲的手段，用相对隐晦、委婉的笔法对“还权于民”的口号进行了质疑和讽刺。秉公而言，与司马南过去那些逻辑强横、文笔粗糙的文章相比，这篇文章确实显得较为平和、顺畅，并留下个别可以令人思考的地方。这里，我且“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揣测这篇文章的真实出处——它极有可能不是出处司马南一人之手，而且，还有一定的政治背景。

   司马南这篇文章发表之后，在读者中的反映也相对比较平和——与司马南过去每发文章下面跟帖总是骂声不绝的状况相比，批评者也相对趋于理性。对此，司马南为此得意洋洋起来——近日当他发现了一篇《有人要求博士生用心地研究司马南》的帖子之后，迫不及待地写了一篇《网上处处有高人》的博文，用借他人之口进行自吹的心态暴露无遗。

   不过令人遗憾的是，司马南的自鸣得意也确实显得太轻佻了些，因为《有人要求博士生用心地研究司马南》一文的“我”，并不是欣赏司马南的文章和观点，正如他所言“除个别处外，我基本不同意司马南的分析，也不接欣赏在北京他拿着放大镜对地方官毳毛龟兹的态度，但是，他的文章，我仍然比较认真地，反复的读过了，并要求博士生用心地研究，这里边多重的政治信号，是真正有价值的地方。”这句话可谓一语中的——“我”，看重的只是司马南文章中所透射出来的政治信号，因为这篇文章，“我”同样“怀疑未必是一人所能为”。所以，这篇文章中所包函的政治信息，才是“我”关注的问题所在。对此，司马南有何必要自鸣得意起来？

   而另外，张春贤代表湖南省委所提出的“还权于民”的口号，在政治上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张春贤“还权于民”的重点，在于落实中共十七大所提出的保障人民的表达权、参与权、知情权、监督权方面——而这些，正是包括湖南在内的全国各地政府远远做得不够的。将宪法所赋予人民的这些权利还于人民，在政治上又何错之有？纵然在理论上，“还政于民”的口号也没有值得给人找岔之处——将—正如中央党校的一位教授所言：“从马克思的理论来看，国家的最终消失正是权力全部回归社会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讲，从权利由政府本位到社会本位是一个不断回归的过程，不断地还权于社会正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应有之义。”而司马南却“拿着放大镜”，从字眼上大钻牛角尖，充分暴露了其“姚文元第二”的思维方式。

   这些日子，司马南不但一直紧紧咬住南国二报不放，而且对没海几省的思想解放运动大加攻击，对此，稍有政治目光的人都会感到其中的蹊跷。对此，司马南也曾不打自招地说：“×××之文刚发表，即有人民日报的朋友短信通知笔者注意此文”。所以，司马南现象绝对是简单的、孤立的。他所写文章，虽然粗鄙强横不堪，但向来针对性极强，政治目的非常明确。而司马南前几日所写的《还权于民万言书》，虽然笔法隐晦含蓄，但其针对性一样很强，政治目的非常明确，这就是：将张春贤提出的“还权与民”与南国二报所提的“普世价值”划成同类项，再在源头上与西方的“阴谋论”、“颠覆论”划成等号。其用心之险恶，真可谓令人不寒而栗。

   然而，司马南以及其同伙，却错误地估计了当前的政治形势——因为解放思想，不断进行理论探索和实践创新，不但是中共最高领导层的意愿，而且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所以，在进行理论探索和实践创新的过程中，纵然有某些观点和行动出现了偏差，也不会像毛泽东时代那样遭至彻底清算了。所以，纵然司马南一类政治投机分子再居心叵测，用何种手段进行攻击和阻挠思想解放运动，也不能阻挡住滚滚向前的历史车轮。

   我一直认为，司马南其人确有过人的政治投机天赋，更有不避风险适时而动的投机手段，以及为达目的不惜孤注一掷的冒险家精神。他还具有狼犬般的嗅觉，能瞬间闻到“阶级斗争”的气息。但遗憾的是：他没能生在“乱世出英雄”的时代；没能遇上毛泽东这样的“英主”！正因为如此，这不能不说是司马南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