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前文中在说过，任何人类文明形态，在本质上都内涵着直抵人性深度的同心同德和相互珍惜，都有符合其在特定环境之中生长、发育，相互依存的社会与自然伦理机制。因此，只要是人组建的社会，就应当顺服天理人道，回应人与万物生息交感的自然启示。从而追本溯源去洞察，去营造人与人，人与社会及自然关系的最佳结合状态。正是基于这一祈盼，作家才不想让人绝望，不想让权利屠场的幽魂魅影遮蔽人性对光明与美善的期待。或许，是基于作者内心的仁慈和“不忍”，因而一定要给在社会“肃反清场”中折腾得家败人亡、血本无归的落魄者留一条“退路”；抑或是举凡优秀的作家都得有源自苍生体贴的人道情怀，有为人寻找希望的理想规划，因而总是要给那些被各种社会罪孽推残致伤（如英国人亨利），被恶劣的卫道礼俗抛弃的“零余者”如阿彩们留点盼头，由此唤起他们活下去的信心和耐力。所以，在作者的事叙和艺术构想中，无论他们如何疲于世道倾轧，如何数度横遭劫难并一次次身陷绝境， 但作者都对之抱以深度的同情， 并着意“引领”他们逃出名利喧嚣的城市，远避浴血火拚的“主流文明”，从而一路走近“远山”，走入不惹红尘俗念的《远山苍茫》之中……。

   至此，作家出于浪漫主义“规划”的人道救赎和美好愿景，在双溪坪便一幕幕展开，围绕着基督徒亨利与阿彩的恋爱传奇和婚姻生活，双溪坪“土著”岑林山、干柴棍、杨老金……，以及灵姑等，他们避居南国渺远深山，执守着与世无争的“惰性”与冥顽，或依天循命逐水草而居，或代代相传在林木深处养儿活女，由于得益于“造化”经年累月的涵养滋润，沐浴于天赐恩泽化育而成的风花水月，双溪坪人都是那样澄澈清白，那样灵秀而又蕴蓄着本真， 并一例透着少有的“土气”与野生性。由于远离尘缘俗道，因此他们都能心领神会并自足于天人合一、物我交融的陶醉与忘情，虽也有呈强斗狠得理不让人的纠结与纷争，但都能迅速化解而且一笑抿恩仇，即便是屡遭权灾匪患的无端侵犯和骚扰，双溪坪人也仿佛能得“神判” 和天助， 所以， 总是一次又一次地逢凶化吉拒敌于寨门之外。这时候的双溪坪，英国传教士亨利的普世之爱与本土乡俗礼制（如神判等）之间，虽然由于文化观念上“陌路相逢”而有隔阂，有理解和对接上的困难和障碍，因而也曾有过几则戏剧化的对抗性情节，但因为双方都立足于尊重生命，懂得谦让和宽恕等，最后都能将矛盾化解并逐渐消除歧异而走向合作。如此一来的双溪坪，不仅成为各种受难者消灾避祸、颐养天年的世外桃源，也成了消解“外邦”仇恨和各种社会罪孽的人道乐土。正因为如此，则无论是被驱逐、被猎杀，从而试图负隅顽抗作困兽尤斗的旧官僚、旧军人，以及一切有伤害性劣迹的人（如土匪强盗），甚至连曾经被革命裹挟而弑父杀兄、手刃妇婴也不会心慈手软的“前土匪”阿松（刘礼靖）等，一干被暴力驱遣、被数十年噬血政治长期摧残，从而人格心性彻底病变的人物，也都得益于双溪坪人一以贯之的苍生顾恋和人性体恤，从而日渐恢复其人性弃恶向善的良知本相， 明白了彼此兼容、惺惺相惜的怜悯与关切！ 总之， 透过发生在双溪坪的一系列有关“社会与人类文化学”事件的解读，我们似可以感觉到，在作家的人生取向和文学理念之中，人性在本质上没有善恶之别，文明没有孰优孰劣之分。只要我们都能心存敬畏，然后理解并承认客观上文明的多样性，从而突破狭隘的国家主义和意识形态决定论，消除“普世之爱” 光照人间、普渡苍生的精神与情感障碍。由此，我们便会少一些指令性、剥夺性的专横主张，多一些温和的交涉与对话，从而不排斥、不歧视，不居高临下对任何人进行“整肃和改造”。我们便能修得通情达理然后谦卑处世，学会宽容，并承认各自不同的文明形态都有价值、有意义，从而在理智与情感上肯定每一个人都具有其不可替代、不可篡改的唯一性。正是基于对普世价值的坚守，英国传教士亨利和草根英雄岑林山、土匪刘礼靖，以及革命家鄢正甫等， 虽然侧身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国， 但却能够在铁血政治大排序、大清洗的间隙， 寻一处清净世界合作演出“残酷时代”少有的人道主义温情剧，让苦难中国山民与“日不落帝国”有了一场文明的“对话”。如此， 无论是基于历史事实 ，抑或是作家的浪漫主义虚构，我们都愿意从作家演义的一系列双溪坪“人道救赎”事件之中，看到那些落荒而逃的主人公有这样一个归宿。这或许是耶稣基督与远东荒老“遗民”的一次旷野“约会”，是上帝之爱对中国“草根”人群的一次温情的眷顾，其中蕴蓄的文化意义和“精神元素，昭示了”文明冲突论“和极端意识形态的傲慢与偏见。至少，这当中隐含了一个不言而喻的事实：即”大爱无国界“。

   二 0 0八年十月九日完稿于贵阳寓

(“文明”就应当让人性有光照 全文完博讯www.peacehal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