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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著名作家唯色女士访谈录
诊断西藏现况
——著名作家唯色女士访谈录
安乐业
唯色，全名茨仁唯色，西藏著名作家和 “ 西藏文革 ” 研究者。出生于 “ 文革 ” 中的拉萨，原籍为藏东康区德格。曾在今四川康区及中国生活、学习二十年。 1988 年毕业于西南民族学院汉语文系。 1990 年春天回到拉萨。曾长期供职于《西藏文学》编辑部。迄今已经出版的中文著作有：诗集《西藏在上》，散文集《西藏笔记》、《绛红色的地图》、《名为西藏的诗》，透视 “ 西藏文革 ” 的第一本图文书《杀劫》（由其父摄影），关于 “ 西藏文革 ” 的口述历史《西藏记忆》等。译为英文的著作有：《 Unlocking Tibet 》（与中国作家王力雄合著）。也有专著译为藏文即将出版。 2003 年 9 月，由于在中国内地出版的散文集《西藏笔记》被认为有 “ 政治错误 ” 而遭查禁，并被解除公职。现暂居中国首都北京。
唯色女士在位于拉萨的“圣灯餐吧”（2005）/王力雄摄
感谢唯色啦接受我的采访 !
时间：2006年5月30—6月2日 地点：达兰萨拉——北京
（以下安乐业简称安 , 唯色简称唯。）
安：首先，我向您祝福和感谢近期您出版了三本著作 ! 西藏境内终于出了一个敢于说真话的作家。从历史的角度看，当然是西藏上万年出了一个作家，但是，现实中的艰辛一般人是无法想象的，因为，付出大于收益，危险超过安全。所以，在我们没有进入正题之前，我很想知道您的今况如何？这也是关心您的国际友人想知道的重要信息之一。
唯：感谢您这么隆重的评价，我视之为莫大的荣誉。多年前，我在一篇散文中写过： “ 我终于明确了今后写作的方向，那就是做一个见证人，看见，发现，揭示，并且传播那秘密， —— 那惊人的、感人的却非个人的秘密。 ” 这是我对自己的期许。您所说的 “ 说真话 ” ，这应该是对一个作家最起码的要求，但在我身处的环境里也是需要付出代价的。比如我在 2003 年出版散文集《西藏笔记》之后，遭遇到来自当权者的种种惩处，直接关乎到个人的生存权利，使我不得不离开拉萨，成为一个体制外的独立写作者。这一方面令我感到某种有限的自由，而不必仰人鼻息，听命于长官意志；另一方面，因为远离拉萨，成为某种意义上的流亡者，又令我感到难过。
安：我所说的正题而言，您作为一名自由撰稿人，您的近作能否发表于官方性的刊物上？如果说不能发表，那么，他（她）们是如何拒绝的？
唯：我是一个用中文写作的藏人作家，就发表作品的空间而言，在中国内地相比藏地要宽敞许多，比如西藏自治区内的出版社、杂志社和报社只有区区数家，并受到意识形态部门相当严格的看管，而中国内地在出版和发表方面的审查制度虽然也很严厉，但如此庞大的地域以及不计其数的出版物总是会给真实的发声以一定的空间。另外，西藏乃至西藏文化如今在中国大陆越来越热，渴望了解西藏的人文地理以及西藏人的精神世界的中国人亦越来越多，因此也就给类似我这样的以西藏为主题的写作者提供了出版空间。虽然对这方面的审查更为严厉，据说涉藏题材的书稿甚至需要上报中央统战部审查，偶尔也会有疏而不紧的时候，所以 2004 年，中国旅游出版社出版了我的图文游记《绛红色的地图》，可是由于来自西藏宣传部门的压力，随之又遭到查禁。我的另一部书稿也长期辗转于几个出版社，最近收到编辑的回信，无奈告知： “ 你的选题上报怕凶多吉少。比如涉及民族问题的，涉及文革的。 ” 总之出书还是很困难的， 这实在令人不快也无可奈何。但在一些报刊上发表诗歌、散文等还是可以的。
需要说明的是，中文空间不仅仅局限于中国大陆。如果大陆不能出书，还有海外中文世界，所以今年初在台湾出版了我的三本书，其中两本即是关于西藏文革。当然我还是希望能够在中国大陆出书，毕竟在这里拥有广大的中文读者群，有助于更多的中文读者因为我的写作对西藏有所了解。
唯色女士在北京（2007）
安：西藏的上网者拿 “ 身份证 ” 登记，然后按着上网卡上网是否会影响自由表达？
唯：半年前我回到拉萨住了几个月，基本上是在家里上网，但也在附近网吧上过网，没有遇到拿身份证登记上网的问题。至于其他网吧是不是这样我不知道。但是在西藏上网，不管是网吧还是单位还是私人家里，无形当中会有很多压力。许多人都不敢上比较敏感的网站，更不敢在 BBS 上畅所欲言，总是觉得会被查出，会被监控，因此且不说会影响自由表达，根本就不可能自由表达。其实不仅上网如此，西藏人在日常生活中处处如履薄冰，生怕出言不慎招来横祸。这是因为多年的恐惧已经化作空气，深入骨髓，人人过着双重的或者说分裂的生活。
安：有人认为北京对西藏文化界持双重标准，即藏文界紧，中文界松；无名者紧，出名者松？您是否品尝到了那种感觉？
唯：我于 1990 年调往西藏自治区文联，在西藏作家协会和《西藏文学》编辑部工作多年，至 2004 年彻底离开，可以说对西藏文化界或者说西藏文学界有一定程度的了解。您所言的那种双重标准，应该说确实如此。在西藏，官方有这么一个不成文的说法：藏文程度越高，宗教意识越浓厚，思想越反动。这一方面造成有意无意的忽视甚至轻视藏语文的学习和普及，导致藏人中汉化的程度越来越高；一方面使得藏人知识分子惟有被动地接受现状方能自保，倘若敢于发声要求当局重视藏文、尊重藏文化，轻者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重者则是民族分裂主义者。因此很明显，在西藏用汉语写作的文化人相比用藏语写作的文化人，所感受到的压力相对较小。至于有名者与无名者的处境，与其说松紧不一，不如说是体制内外的区别。只要在体制内，所受到的控制与约束是一样的，甚至因为出名而获得官方的厚待，诸多名利的诱惑更大，也更难放弃，某种意义上来说反而是一种无形的 “ 紧 ” 。而在体制外，确实有名者的生存空间相对无名者的生存空间较大，就我而言，我在离开体制后的写作，如果换作民间知识分子中的比如寺院僧尼，很难想象会有怎样的下场。
安：我在您的作品中读到过这样几句话， “ 写作时，却看到自己的分裂，看到自己深深眷恋的民族的分裂，看到许许多多西藏人的分裂 ……” 我很想知道为何如此分裂的宿命会落到藏人头上？这当中的现实因素和自身不争气的比重多少？
唯：是的，这的确是我所描绘的我个人、无数藏人乃至这个民族的现实处境 , 但不仅仅只在写作时才看到如此景象，事实上在日常生活中的所有时刻无不看到如此景象。我甚至可以这么说：分裂，就是我们的表象生活与精神世界的写照。当然我相信从佛教智慧中获益的诸多高僧大德拥有如尊者达赖喇嘛一样的 “ 流亡中的自在 ” ，但流亡的状态本身就是与故土不得不离别的一种地理性质的分裂。
最近我在新书的写作中，再次体会到类似于宿命的苦楚。其中写到拉萨，所有藏人心目中的圣地，因其神圣，古往今来有许多赞美拉萨的歌谣。光听那些歌谣，拉萨完全担得起 “ 圣地 ” 这个美誉。而且在那些歌谣所展示的 “ 圣地 ” 景象中，唱者也罢，听者也罢，似乎人人可以实现片刻的失忆。然而意为 “ 圣地 ” 的拉萨真的是圣地吗？难道真的还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吗？当古老的丰厚的独特的文化，在半个世纪以来不断地被否定、被毁掉、被侵蚀之后；当不计其数的家庭，在半个世纪以来都有亲人失散过、逃亡过、被捕过、关押过、枪杀过之后，而且还在日复一日地历经各种各样的训斥和禁令之后，这么多有形的不自由，这么多无形的不自由，生活在这样一种状态之中的藏人，其精神，其面貌，还会是轻松舒展的吗？还会是无拘无束的吗？还会是自在自如的吗？事实上曾经有过的骄傲早已不复存在了。即使有骄傲，也是蒙羞的骄傲。
尊严被辱甚至没有尊严的生活自然会导致种种分裂，但可怕的不是分裂，而是像牲畜一样驯服地接受分裂才可怕。在今天的西藏，有的是充当 “ 花瓶 ” 、随机应变的旧日贵族，有的是厚颜无耻、助纣为虐的政治新贵，最近在拉萨召开的文革式的 “ 揭批达赖分裂主义政治集团罪行大会 ” 上，那些在台上发言表示要 “ 深入揭批 ” 的藏人官员，正是一具具丧失灵魂的行尸走肉，连六道轮回中的地狱众生也比他（她）们更有可能得到救赎！
安：您去过西藏的哪些地方？能否简要地介绍一下那些地方的基本情况？
唯：按照西藏传统的地理观念，整个藏地由高至低被划分为上、中、下三大区域，有上阿里三围、中卫藏四如、下多康六岗的说法。阿里三围即今西藏的阿里地区。卫藏四如即今西藏的广大地区。而多康六岗 , “ 多 ” 为安多，即今青海、甘肃、四川等省份的许多藏地； “ 康 ” 为康，包括今青海、云南、四川等省份的许多藏地及西藏的昌都地区等。其他还有嘉戎藏地即今四川省的部分藏地。
这些年，这些藏地我都去过。既是游历，也是朝圣，因为在我心中，我把辽阔的雪域大地视为一座天然的、巨大的寺院！当然这是最初游历时的动机。当我在雪域大地上走得越远、停留越久，那种文学情怀便逐渐被历史感和使命感所替代。也即是说，从来只是以审美的眼光看待家乡的我，逐渐地开始以历史和现实的眼光来看待这块土地上的人和事。
说到藏地的基本情况，泛泛而谈，从自然景观来说，整个雪域大地之美是众所周知的，但自然生态的现状也是令人忧虑的，许多地方草场退化、沙地蔓延、树木砍伐、河流枯竭 …… 事实上青藏高原的生态原本就脆弱，严酷的自然条件使得能够生存的物种相对较少而且艰难，传统的西藏文化饱含对自然的谦卑和对众生的慈悲之精神，因而保护着生态平衡，留下了惊人之美。然而随着传统文化被破坏，加之商业化造成的逐利风气，自然生态也因此遭殃。
从人文景观来说，比如从 1980 年代起，在整个藏地蔓延起穿动物皮毛的恶俗风尚，由当局主办的这个 “ 大庆 ” 那个 “ 文化节 ” 上，其中一个重头戏就是藏族服饰表演，在藏装上镶饰虎、豹、獭等珍稀动物毛皮并佩戴昂贵首饰者被认为是富裕生活的标志，受到表彰以及媒体追捧，既背离传统服饰观念和佛教珍爱生命的精神，也背离当今国际社会环境保护的共识，同时又导致攀比成风、盲目消费的压力。又比如遍布西藏自治区境内的各种援藏工程，从拉萨到各地区到处都是以内地省市的名字来命名的广场、街道和大厦，毫无西藏本身的内涵和特色，反而布满殖民主义的痕迹，最近甚至将中国最大的毛泽东石膏像也作为援藏工程的项目运往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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