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al：答东海一枭（东海附言）

   东海附言：简单说两句。固然“文化改良难收一时之效”，一百多年来“纯粹”的专制批判和民主启蒙的效果如何？“那匹以批判中国传统文化成名的黑马”“着眼点总是以从人权法治等角度指向制度为主”的努力，至今也二十多年过去了，效果如何？东海枭鸣“发聋振聩”又如何？类似Goal君那样被我发过振过的人多了，大多数不依然停留在看热闹的层面吗？（这里泛而言之，因Goal君未露真身，个人表现如何不了解。） 确实“臣民社会注定无法成为道德的沃土”，但是，没有必要的道德根基和文化内功，有识之士对民主的追求将缺乏必要的力量，有权之人对专制的坚持将显得特别顽固，臣民社会转变为公民社会将加倍艰难。文化、道德、制度三者之间的关系，值得重新审视矣。2008-10-29东海老人

   附：Goal：答东海一枭（跟于枭文《谁把力气使错了地方》）蒙东海这样的名人点名指教，若不作答，未免不恭。 初读枭文是90年代中后期第一次有机会到香港的时候。彼时互联网尚不发达，异见的声音难得一闻，加上八九之后的心灰意冷，也未曾刻意发掘。于东方之珠得知在一片肃杀的内地，尚有老枭这样勇于仗义执言的人物，确有发聋振聩之感。但近年的枭鸣明显变了调，也就是从你所说的“政治层面”的抗争转向了以“文化层面”的言说为主。想必老枭本人认为这是升华，但在我看来却未必。 这里的核心分歧是对“文化决定论”的评价。我认为无论是“兴儒”者还是“反儒”者，都把文化的作用夸张了。不错，从广义上说，制度是文化的产物，良善的文化既是孕育优秀制度的土壤，也是降低制度实行成本的润滑剂，价值不可磨灭。但制度自有其本身的生命力，它像人类文明的其他产物一样，完全可以在不同文化背景的社会中移植和共享，并不需要分别独立了在各种文化中分别产生。因此我不赞成离开了某种特定的文化，民主自由的的社会制度就注定成为“空中楼阁”的说法。何况即便优秀的制度需要特定的文化基础，我也不知道哪个被公认为民主自由的国家是以儒学为主流文化的。 从经验的角度出发，在中国漫长的帝国时代，鲜有不以儒家为立国之本的朝代。多如过江之鲫的尊孔帝王，给创造民主自由的国家留下了多少遗产？你可以说他们倡导的是伪儒学，是歪曲利用儒家思想维护专制统治（我总是觉得这跟原教旨的马经拥趸痛骂歪嘴和尚类似，姑且不论吧）。但古往今来，立志“为往圣续绝学”的儒者大有人在，你不能说他们修的都是“小人儒”。但在“武器的批判”之下，他们又能有多大作为呢？ 从学理上说，道德感总是与责任感紧密相连的。当一种专断的权力通过对个体权利的剥夺，替每个人做出本应该由他们自己来做的决断时，个人责任感必然缺失，道德与良知也就随之成为奢侈品，充其量只能为小众所有，而良善社会的文化根基是大众的道德。换言之，臣民社会注定无法成为道德的沃土，那是公民社会的专利。因此，依我之浅见，无论您或者您在“文化层面上的敌人”，都是把力气用错了地方。但您的“敌人”之一，那匹以批判中国传统文化成名的“黑马”，曾坦言当年以文化为切入点，是迫于环境的“曲线救国”。以他及其同党的写作看，其着眼点总是以从人权法治等角度指向制度为主，“批儒”只是搂草打兔子而已。而您的大作则基本以文化层面为主，政治层面的文章已难得一见。所以我觉得相比之下，您用错地方的力气更多一些。 当然，人各有志。无论您是出于文化决定论而认定倡导儒学是救国最有效的手段，抑或明知文化改良难收一时之效而甘愿愚公移山，都是您的权利，原无他人置喙之地。因此我虽斗胆，也只敢说“更喜欢十年前的东海一枭”而已。(2008-10-25 19:49: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