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书有个习惯，不喜欢看的书，略翻几页，就抛弃一旁，何时想起，再翻阅几页，甚至永远打入冷宫，犹如我所吐弃的人那样，永远不欲相见。
   上次回国，我在上海书城看到一本某教授注释的《推背图》，甚觉新奇，因为在崇信唯物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度里，能出版这样的书，颇为难得，因此买了一本，回家一翻，大失所望，原来注释者利用《推背图》内容，穿凿附会，大肆歌颂当今的和谐社会，极尽拍马之能事，读了不禁使人无名火起，因此在感叹注释者的无耻时，只好将此书扔进字纸篓。
   可是我对这本《黄裳书话》却爱不释手，一连写了四篇读后杂感，还是欲罢不休。
   在该书结束前几篇的《访书琐记》中，作者突然委婉地提到一件事：“……二十年前承蒙一位熟人的揭发，说康生有话，我（指黄裳——作者）在书前书后写的许多题跋都是企图‘以伪乱真’的手段，目的是投机倒把，因此造反派就要细查、追查，责令我细细交代历年所买的书，每本的进价……”

   康生突然眷顾黄裳，被局外人看来似乎有些突兀，其实其中大有三昧。
   所谓“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用暴力登上权力宝座后，像李自成进北京城一样，就开始分赃了，武将抢官阶财色，文官夺书画古董，分赃不匀时就打着“阶级斗争”的旗号相互撕咬，直到了文化大革命砸锅露馅。
   康生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中最有学问的一位，写得一手好魏碑，以前出版的《文物》和《考古》杂志，封面上的字都是他的手迹，还有云南风景区的“石林”二字也是他题写的，康生打倒后被凿去，改为云南王龙云的题字。康生还是一位大收藏家，据说他收藏的顶级端砚，堪称全国第一。他藏有历代的铜印及鸡血，田黄等名贵印章达四百余万方之多，其中包括稀有的汉代陈宫、董永等名人铜印，也有现代人陈半丁、齐燕铭的私章。
    康生被清算后，有人揭发（“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被打倒前都是完美无缺，打倒后立即臭不可闻，狗屎不如）：他自一九六八年至一九七二年，先后到北京市文管处（抄家文物堆放处——作者注）三十二次，窃取图书一万二千零八十册，窃取文物一千一百零二件。其中有大批宋元版和明版的珍本、孤本图书，有两千多年前的青铜器，有一千多年前的古砚、碑帖、书画和印章，还有三十万年前的玳瑁化石等，都是一批具有重要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的珍品，有的还是绝无仅有的国宝。 康生侵占的这些图书文物，很大一部分是趁着一些老干部和知名人士在“文革”中被抄家的机会而窃取的，其中包括齐燕铭、邓拓、阿英、龙云、章乃器、傅惜华、傅忠谟、赵元方、齐白石、尚小云等九十六名知名人士私藏的书画。还有二十五个单位，和三十一个仓库中“无主户”查抄文物，也被康生纳入私囊。据王力交代，文革前邓拓﹑田家英都是康生亲近的玩友，可是文革一来，玩友倒霉，康生就乘火打劫，大发朋友财了。
   著名藏书家傅惜华先生，“文革”前是中央戏曲研究院图书馆馆长，“文革”中被迫害致死。他藏有一套宋版的《史记》，这套书，他三十年代时和康生同时在一家书店看中，康生因手头拮据，被傅惜华买去，就此康生耿耿于怀，没齿不忘。“文革”中，抄家风起，康生就跑到文管处询问：“傅惜华的书集中起来没有？”并一再嘱咐：“他的书一定不要丢失和分散。”一九六九年十月十八日上午，当得知傅惜华的书已被抄出，并被集中在国子监藏书库时，他喜出望外，立即赶往书库，叫人翻出那套《史记》，一屁股坐在书堆上喃喃自语，欣喜之情，溢于词表。
   还有一件趣事，一九六九年七月八日，康生在文管处看到一本《百家姓》。他说“你看这本《百家姓》很有意思，是清朝的版本，我从前也有一本，不知被谁给拿走，找不到了，这本我拿走了吧！”就这样，这本清朝的《百家姓》就归他所有了。
   从上看出康生是位书癖，因此在文革他关心黄裳的藏书，也就顺利顺章了，至于他有否吞没过黄裳的抄家书，黄裳在文章中没有提及，或许黄裳的藏书还不够级别，或许《黄裳书话》一书在大陆出版，作者有所顾忌。
   
   
   
   二〇〇八年十月二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