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眊昏花，虽然每天手不释卷地看书，但读了半个来月，还是捧着那本《黄裳书话》，没有看完。
    黄裳先生是一位版本学家，又是藏书家，他在书中谈到一本从浙江祁某家流出来的《澹生堂文集》。“这书大约刻于崇祯中叶。刻成不久遇到了甲申国变，所以流传很少……与这部文集同事流出的还有《澹生堂文抄》稿本四册。《澹生堂文抄》是祁家子孙从《澹生堂文集》里抄出来的，其时已经是清初了，所以，“篇中凡‘中国’、‘夷狄’、‘虏骑’、‘辽左’、‘四卫’、‘奴酋’等字样，甚至叙述战事的词句也一并涂去。知道今天我们仿佛依然可以摸到祁家子孙翻阅先人遗著时的惴惴之心。”
    黄先生的寥寥几笔，触动了我脑子里的意识流，清军入主中原，由“夷狄”、“虏骑”成了主人，称呼也从此变成“主子”、“皇上”、“万岁爷”，犹如一九四九年前被呼作“共匪”的中共，进了北京城后，成了解放中国人民的“伟光正”；那个在上海十六铺挎水果篮的小瘪山“水果月生”，发迹后被称作“海上闻人杜先生”一样。
    这是中国历史上一种非常有趣的现象。

    如果说这种现象，发生是胜利者对战败者使用的强权来说，似乎还有逻辑可依，野蛮社会的信条，成则公侯败则寇嘛。可是，在历史进入二十一世纪，号称已经有三十年“改革开放”历史的中国，自一九二一年以来的历史真相，在中国的知识份子和有识之士心中，已是心知肚明的网络时代，如再有此类事情发生，就有些不可思议了。譬如抗战是谁领导的？据闻，去年全国出版社送审的关于“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的稿子，被宣传部搁置的达数十部之多，究其原因，是这些稿子道破了抗战是谁领导的真相。更为可笑的是，那个控制宣传的衙门，不断给下面下达命令，如在“香港”和“台湾”前面一定要加上“中国”二字。我的天哪，这不是脱裤子放屁的事，连小学生都知道“香港”和“台湾”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仿佛不添加这二字，这两块领土就会从中国的版图上滑出去，真是匪夷所思，谁见过英联邦国家在前面加上“英国”二字？澳大利亚就是澳大利亚，新西兰就是新西兰……
    在荒谬命令中还有，凡是来稿中有“反右”、“文革”及“六•四”的内容，一概删去，毫不姑息。
    回想起三十年前当编辑时，管我们的那个衙门也常有指示，在每本书的扉页上一定要放上“最高指示”，而且校对时不准出错，否则就是政治问题；到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妖风”时，又强令要放入批判邓小平的内容，甚至漫画，左右折腾，荒谬透顶，忙得我们这批小编辑苦不堪言，读书人PLAY读书人，大家心知肚明，何苦来着？
    平心静气说，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在出版方面的进步还是很大的，至少扉页上不要再放上“最高指示”，也不须掺入批邓内容了，尽管药渣依旧，但不可否认药汤还是新的。
   
   
   二〇〇八年十月二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