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联”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简称，成立大会于1930年3月2日在上海举行。鲁迅参与发起，并被视为该组织的领袖和旗帜，但自始至终并未主持工作，他与其具体负责人之间，“并不是怎样愉快的合作”。（朱正《鲁迅传》，三联书店，2007年，396页）
   
   非但如此，左联内部成员也各有门户，互相并不团结。其中固然大部份是中共党员，但一直存在关门主义、宗派主义倾向。这里面的教训发人深省。
   
   首先，它的成立便是“奉旨”而行，缺乏共同的思想基础。事缘1929年10月间，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李立三“很看好鲁迅。。。认为如果能够让鲁迅站到共产党的旗帜下来活动，将会产生很大的影响。。。于是他决定创造社、太阳社停止对鲁迅的攻击，改变为团结和拥戴鲁迅为左翼作家领袖的态度。”（同上，254页）

   
   上述创造社成立于1921年7月，前期由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田汉等为主，后期增加了李初梨、冯乃超、彭康等激进的归国留日学生。后者全属中共党员。1928年1月，该社出版的刊物上发表冯乃超的文章，发动了对鲁迅的攻击。接着，也是党员的成仿吾和远在日本避难的郭沫若先后加入，将鲁迅作为非无产阶级意识代表进行批判。郭甚至指鲁迅为“封建余孽”、“二重的反革命的人物”。（同上，244页）
   
   随后，成立于1928年初的太阳社，也自当年3月起跟创造社相呼应，由钱杏村率先撰文，以《野草》中《影的告别》为据，指“鲁迅把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的恶习完全暴露了出来”。该社主要成员还有蒋光慈、洪灵菲、孟超等人，均为党员，与创造社诸新进一样“提倡革命文学”，以无产阶级自居。
   
   由于李立三的干预，冯、成、钱等囿于党的纪律，于1929年冬中止了他们跟鲁迅的论战，但其思想深处“左”的一套不可能很快清除，这就埋下了彼此不和的种籽。
   
   其次，左联的不少成员，“其实是破落户的飘零子弟”（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本来和鲁迅家庭出身相似。但两者年龄相差十几二十岁，经历也大不相同。鲁迅是从旧营垒中出来反戈一击，比起那些满口挂着马克思主义词句的“革命作家”，更懂得何谓“革命文学”。而后者“往往不过是将败落家族的姑妇勃蹊、叔嫂斗法的手段，移到文坛上”。（同上）也就是说，彼此宛如两股道上跑的车，在文学方面走的不是一条道，缺乏共同语言。
   
   第三，工作环境与活动内容相异。鲁迅生活在租界，与外界联系有较固定的渠道。日常以杂文写作为主。左联那些党员作家多在上海市区，不少人处于地下状态，行踪飘忽。他们各有一定的秘密任务，如夏衍（沈端先）负责打入电影界。
   因而鲁迅和他们极少接触，沟通不够，互相之间的隔阂难以消除。
   
    正因为从一开始就貌合神离，日积月累，鸿沟益深。以致后来左联秘书处编印的内部油印刊物《文学生活》半月刊，也对鲁迅保密，不寄给他看。1936年春左联自动解散的时候，周扬等人没有履行原先对鲁迅的承诺发表宣言。“鲁迅因此大为生气，认为他们言而无信。因为在鲁迅看来，发不发宣言是个重大的原则问题。”（同上，365页）
   
    事情还不止此。1936年5月鲁迅等人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与当年年初周扬等提出的“国防文学”，又起了两个口号之争。这两个口号其实都是王明根据共产国际的文件提出的。双方却针锋相对。鲁迅去世前为此很不愉快，于其健康不无损害。
   
    总之，在一个实行极左路线的政党操控下，文学团体必然卷入与文学本身无关的政治漩涡。文人相轻本属自古皆然，加上政治因素及意识形态分歧，问题就更多了。李立三是政治家，鲁迅是文学家，因缘际会走在一起，鲁迅被利用。周扬、徐懋庸等率性而为，酿成左联这一幕伤心史。实在令人慨叹。
   
   临末补充一点，鲁迅去世后，上述“革命作家”倒是紧跟形势，大多直接投入武装斗争，成仿吾甚至于鲁迅在生时就参加了“长征”。所以1949年之后，他们全都成了高级干部，担任文艺或外事领导工作。也由于这个缘故，“两个口号”之争直到八十年代才最后结束。此前周扬、夏衍等“四条汉子”文革时吃尽苦头，而其对立的一方、深受鲁迅信任的胡风、冯雪峰等，早在五十年代便倒了大霉。胡风坐牢长达20多年，身心严重受创，八十年代中才获彻底平反。
   
   像左联这样绵延半个世纪的文坛恩怨，堪称举世罕有其匹。当代中国文化人何以如斯坎坷，不令人感叹唏嘘吗？
   
   （08-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