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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和母亲给我留下伟大的平凡记忆（4,5）
4．父亲勤劳的业余生活：开荒、砍柴和捞泥鳅
在我对父亲的记忆中，从我能记事起，一直到父亲工作到年满77岁，才真正退休回家歇息时为止，他除了端午节、中秋节和春节这一年三节会在家休息，其余所有的假日，不是去开荒，就是去砍柴（有时是挖树桩），或者是去捞泥鳅。这三件事，几乎构成了他一生的业余生活内容。
我家所在的景德镇，有一条非常清澈的江穿城而过，名叫昌江。早年，江的东岸是城区，人口稠密，我家就住在离江边一条名叫小十字弄的最里面一小院里，距江边不足100米；而江的西岸是郊区，迟至1980年代之前，都是人烟稀少的农村地区。在全民饥饿的1960年代初期，为了度荒，父亲在我家对岸一个名叫金鱼山的半山凹中，刨开乱石，整出了几分菜地，用于栽种南瓜、红薯和豆角等不需要经常进行田间护理的农作物。我在很小的时候，大约5、6岁时，经常跟着父亲去收获他劳动的成果。现在，完全可以这样说，我家兄弟姐妹6人外加父母8口，能靠父亲一人的工资而平安地度过当年饿死人的大饥荒，有那些父亲开荒的收获果腹，无疑是一个很关键的原因。这些菜地，据我记忆，是到了1965年前后，随着副食供应的改善，才逐渐被撂荒的。
谈起父亲的非凡勤劳，令我记忆最深的，是小时侯经常陪父亲去砍柴和挖树桩的那些经历。这些经历，迄今都能像脑中过电影一样而历历在目。
父亲去砍柴或挖树桩，在一般情形下，都是和住在隔壁大十字弄的同事王贵清一道结伴而行，其目的地不外乎东郊的荞麦岭、西郊的洗马桥和龙头山及北郊的浮梁县旧城一带。父亲去砍来的这些柴火或挖来的树桩，在蜂窝煤炉于1970年代普及之前，都是我们这些城市贫民家中烧饭必备的燃料。
下面，就是我记忆中随父砍柴经历：
冬日，凌晨3点左右。父亲将借来的同事拉瓷器的板车准备好，把他那件最值钱的羊皮袄铺在板车上，接着，喊醒熟睡中的我。吃了点父亲烧的早饭后，他就叫我躺在他的羊皮袄中，然后，我们就上路了。一般情况下，当我撑开眼时，不是到了洗马桥山脚下，就是到了荞麦岭的山坡上。我的任务是坐在板车上看着这两部板车，在车上装满柴火或树桩后，跟在车子后面走回家，只是在车子上坡时帮着推一下而已。
记得有一次，我上路不久，就被凛冽的寒风给吹醒了。当我蜷缩在父亲的羊皮袄中撑开眼睛遥望星空时，突然发现一颗很亮的拖着尾巴的星星划过夜空，于是，我惊叫着大喊起来。父亲和王叔叔抬头一看，同声说：别怕，那是扫帚星！后来，当我有了点天文知识后，才知道我所看见的“扫帚星”，原来是著名的克鲁兹族彗星中的池谷·关彗星，它出现在1963年和1965年。
至于说到父亲善于捞泥鳅，他在同事中简直有口皆碑，凡是同他一起去捞过泥鳅的人，无不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事实上，能获得和我父亲一道去捞泥鳅的人，都是那些对我父亲非常尊敬的人。而我却一次也没有被父亲获准过同他去捞过一回泥鳅。父亲不带我去的理由是，捞泥鳅的地方有很多蛇出没，被蛇咬那可不是闹着玩的事情。
在我早年的记忆中，我一年四季都不断地有泥鳅吃。我家有一个很大的瓦缸，至少可以养30斤泥鳅，那个缸仿佛是个宝缸，永远都能捞出泥鳅来。其实，那都是我父亲从山沟里和田边的水渠中给捞来的。
在父亲去世之前，有一次，我握住他那双长满老茧的大手时，好奇地问父亲：“我高你半个头，那是因为你驼背的缘故，按说，我长得如此像你，怎么一双手会比你的手小那么多呢？”
父亲却笑嘻嘻地说：“这有什么稀奇的？我的手是扒猪屎的手，你的手是写文章的手，当然会不一样咯。”
此时此刻，说一句很难令人相信的话，我父亲留给我的印象，除了勤劳、坚韧和达观之外，我从来都没有看到过他愁眉不展的样子。这或许是他幼年受到大哥非人的折磨而锻炼出了过人的意志，其成年后所遇到的艰难困苦，已经不能令他饱经沧桑的神经激起波澜吧？
（2008-9-1）
5.父亲教我学茭草：世袭工人学了门嫡传的手艺
有些国内外三流的学者们说，中国又进入了一轮新的世袭社会：除了神州最高领导人坐的那把椅子是像尧、舜时代一样禅让之外，高官的公子千金们大都像候鸟回到繁育地一样纷纷从学堂进入官场和大型国企为官，富商大贾的子女们则离开大学的课桌后立马可以坐上大班台成为出有车入有楼的油头粉面的小开，而工农的后代们除了极少的幸运儿可以凭借知识改变命运，其最终的去处，大都是拎着蛇皮袋塞进被褥和几件换洗衣服挤进火车的硬座车厢，不是走向遍布960万平方公里的工地或工厂，就是来到宾馆和歌厅与酒肆成为跑堂的小二或卖笑的小姐。
其实，早在这些三流的学者们谈论新的新世袭社会来临之前的1975年12月，我父亲于六十四岁时，曾如愿以偿把自己的茭草长凳传给了自己的儿子，我就早早地亲身做过一回世袭的工人。不过，坦白地说，我做世袭工人的时间很短，只有两年不到的时间。在次年10月，华国锋、叶剑英等人扭转中国历史演进的方向后，我得以从“四人帮”垮台的历史转折中把握住了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作为看起来像有点文化其实是没有任何学问的工人，经车间推荐，被厂党委抽调去参与清算工厂里的“四人帮”残渣余孽，而得以脱产留在厂里的保卫科当上了干事。后来，我又在邓小平所倡导的干部“四化”中的知识化，其实是干部们混文凭的运动中，以高中肄业的学历，鱼目混珠地钻进了没有围墙的大学——广播电视大学，而获得了一个宝贵的大专学历，并最终凭此而跻身仕途。
下面，言归正传，继续我对父亲的回忆。
那年，我接父亲的班成为世袭的茭草工，对我父母而言，是家中最值得庆贺的事情：我终于结束了高中一年级辍学后流落在社办企业打工朝不保夕的生涯，而进入了许多人梦寐以求的工资旱涝保收的国营企业，当上了堂堂正正的国营职工。
我顶替父亲职位所进的工厂，是当时景德镇十大瓷厂之一的景兴瓷厂（这个工厂现在已经变成了一条街道，早已名存实亡）。工作地点是距厂部约有200米之外的大黄家上弄的一个瓷器包装仓库里。父亲是我的师傅。他是经车间慎重遴选而留用的退休工人。我是在和父亲一块工作后不久，才知道车间领导为什么会把我父亲留下而打发其他的退休工人回家的原因：父亲在劳动中的勤快和自觉，可以说是我仅见的臻于极致的人。
我当时跟着父亲所学的茭草手艺，那些早年没在景德镇陶瓷行当讨过生活的人，可能会不知所云：那是一种用稻草作为包装材料，把易碎的瓷器紧紧包裹起来便于运输的手艺，就像手表匠人是瑞士扬名世界的传统手工业者一样，这是一种景德镇所特有的源远流长的技艺，它和瓷都的陶瓷产业一样古老，在时间上至少可以当瑞士手表工匠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绝对不会少于1000年的历史。。
就像溥仪是中国的末代皇帝一样，我则是景德镇末代的茭草工。因为后来兴起的瓷器纸箱包装工艺很快就取代了稻草包装。我由父亲所嫡传的瓷器茭草手艺，除了今后哪位导演想把我父亲的故事拍成电影时，得以出演自己的父亲可以一用之外，已经是毫无用处了。这就像当年那些学会把人阉掉做太监的手艺人一样，我哪怕想故技重演，也已经失去了施展手艺的条件和市场。
可是在当时，我能进入一家瓷厂成为茭草工，却是很多同样在瓷厂工作的窑工们和坯房佬们羡慕不已的工种。它是瓷厂里仅次于选瓷工种（一种瓷厂中最轻松地把瓷器分出等级的工作）的上佳工种。从事这一工种的人，无论是在劳动的自由度上还是在技术含量上，都为瓷厂中的工人们所一致公认。我的那些师兄弟们，至少在后来找老婆时，都比那些从事繁重的烧窑、装坯的窑工们和被钉在流水线上不得动弹做坯房佬的同事们，具有显著的优势。
我记得，那时跟着我父亲学徒的师兄弟一共有六个。这六个人，除我后来获得父亲常说的“鸡屎碰狗屎”的机遇，得以鲤鱼跳龙门摇身一变成了吃皇粮的公门中人外，有一位后来像我一样考上电视大学读书学法律而成了律师，我近年经常能在自己工作的中级法院，看着他西装革履打着刮崭的领带拎个皮包在各个庭室转悠，对那些趾高气扬的我的同事们点头哈腰装烟点火；有两位在40多岁时下岗后成了摩的司机，他们不时在大街上看到我，只要是没有载客，都会主动靠过来非要盛情难却地免费载我去不远的目的地，搞得我们分手时，总是像打架一样在街道边你推我搡，直到我最少把5块钱塞进他们口袋并成功拒绝他们找钱后才作罢；还有两位身体不太好的师兄，从工厂分手后已不知所终再也没有打过照面，他们如今是不是还在人间可能都是个问题。
说实话，在我和父亲一道劳动之前，我一直不能理解，像我父亲如此老实巴焦的工人，为什么每年不是作为先进工作者受到工厂奖励，就是作为劳动模范有资格戴着大红花去景德镇最著名的会场群英堂出席全市性的表彰大会？这个一直困扰我的谜团，是父亲成了我的师傅后，才迎刃而解。
可以这样说，我父亲作为一名工人，是世界上品质最最优良的劳动者：既勤快，又自觉，而且干起活来，无论是做分内事和分外事，就像一个上满发条的座钟一样，从来就没有停摆的时候。他除了做好本职工作之外，不仅几十年如一日地把不计工作量的打扫仓库的卫生活儿主动给包了下来，而且，最令我揪心焦虑和不可思议的是，仓库里每次进包装的原材料稻草时，除了极少几次被我抢先占住位置而不给父亲留下机会之外，总是他一个人自觉地早早呆在飞尘最浓烈的草庒里码放稻草。每次码放完稻草后，他除了两个眼球里没有灰尘外，满头满身都是灰尘。虽然我们这些包装工码放稻草时，都由车间配发了口罩防尘，但是，我父亲因为鼻子里长了息肉，自50多岁后，一直有点呼吸不畅的毛病，所以，他所戴的口罩，才是名副其实的“口罩”——只罩住嘴巴，而把鼻孔留在口罩外面。恐怕只有天知道，他一生中究竟在劳动中把多少灰尘吸到了自己的两页肺中。父亲后来死于咳嗽引起的肺衰竭，我估计与此有着很大的因果关系。
1977年5月，当我被车间主任李长耀（这是个改变我一生命运的第一个人，一个真正的好人，愿上天有灵永远保佑他的后代）推荐我去厂部，加入厂“揭批查”工作组参与对“四人帮”残渣余孽的清算后，我父亲也随之结束了退休留用的生涯。现在看来，父亲当时之所以愿意拿微不足道的补满工资的微薄收入而留在工作岗位上，完全是出于把精湛的茭草手艺手把手地传给自己儿子的私心，确实有点像乾隆皇帝把做皇帝的本事传给嘉庆皇帝的意味。我记得，当我离开班组后的第二个月，他就收拾了自己的围裙和剪刀，告别了景兴瓷厂，而改为去几个社办单位打短工，为我找老婆成家而开始积攒更多的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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