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关于母亲的记忆
   1. 我的母亲喻水英：堪称文盲中的常识大师
   我的文盲母亲名叫喻水英，江西省新建县流湖乡新塘村人氏。她直至去世时，一直是真正的文盲。说来别人很难相信，她至死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认识，而只能分辨人民币上那些彩色的阿拉伯数字，所以，她认得钱的大小。从狭义的“文化”定义上讲，我母亲是个最没有文化的人，按说我应该为自己拥有一位没有文化的娘而感到羞耻。然而，我却一直为自己拥有一位文盲母亲而感到发自内心的骄傲。那是因为，这位没有文化的母亲，却是我家真正的常识大师。
   前些日子，我为了把这个回忆父母的系列小文写完整并尽可能做到准确，特意去了一趟大姐的家。从而，把母亲的生卒年月真正搞清楚了。与我父亲“上七”出生“端午”去世，其生卒时间极好记忆不同，按我母亲自己的说法，她是在两个“闲日子”生死的：一九一八年九月初十是母亲的生日，二ＯＯＯ年六月二十七是忌日。
   我母亲活了８３岁，除了生育儿女六个，个个读书成人后获得正当职业是她最伟大的人生成就之外，就是领导我的半文盲父亲，把一个难民之家打造成了一个团近几条弄堂的邻居们公认的和谐之家。熟悉我家境的朋友们都知道，我家若无我的文盲母亲操持和把舵，不会是如此欣欣向荣的境况，而一定早就沦为中国底层社会的最凄惨的不幸之家。

   关于我母亲运用常识应对人生变故的故事，我以前应《杂文报》的编辑约稿，曾涂鸦过一篇小文刊发在该报的校园版上。此时此刻，我很想炒现饭再说一次。
   我妈常说的口头禅是：有样看样，无样看世上。所以，她为人处世的姿态，永远是顺民中的刁民做派：从不自己无故地闹事，也不惧怕别人无端地生事。在我的记忆中，只要母亲在场，就没有人敢违背常识欺负我家任何人。
   下面这个故事，是我母亲亲口对我们兄弟姐妹们讲过的、她如何运用常识应对家庭变故，而堪称经典的人生故事之一。
   这是一个发生在1963年秋天的故事。那一年的秋天，历经三年全民挨饿的痛苦岁月，我们全家8口人非常幸运地全熬过了那个饿死人的年代。那时，我哥因饥饿难忍而初中毕业辍学在家已经两年了，他除了不时在外做点临工赚些钱补贴家用外，就是在家读书，读那种名叫《中华活页文选》的一大摞古文。我哥早先像我，或者说我现在像他，很喜欢研究中国历史。
   一天傍晚，我爸所在的包装工厂的同车间万主任陪着厂党委曹书记来我家造访。原来，是双双前来动员精简失业在家的我妈，让我哥下放农村，去120里之外的九龙山农场垦荒。
   那晚，我爸对主任和书记的造访，其实早就心里有数。因为此前，我爸妈为这事已经不止吵过一架。因为我那位“老实的结壳”（此为我妈对我爸的鉴定之语）的父亲，根本就扛不住组织的压力，早已经在厂里对书记主任屈膝投降，答应了让我哥下乡务农，而只是我妈坚决不答应，他才告诉书记主任，自己一点办法也没有了。所以，才拖到最后得由书记和主任双双亲自出面，来解决这个“钉子户”的问题。
   据我妈告诉我，那天晚上，万主任是这样对我妈说的：“嫂子，现在党和政府正在号召城里的知识青年下放农村搞建设，你家儿子现在中学毕业正好可以响应号召去九龙山农场务农啊。那个地方我和曹书记都去看过，真是个青山绿水的好地方呀。你儿子今年去，明年笃定会娶个好老婆回家，后年你不抱孙子，就算我是龟孙子骗你。”
   我妈耐心等那万主任说完，便接着他的话头说:“好啊！我们是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我儿子是应该去农村。不过，我看你万主任的儿子今年也初中刚毕业了，曹书记的女儿去年初中毕业后也在厂里做临工，要不，这三个伢一起去九龙山农场如何?”
   我妈这一席话说完，曹书记和万主任顿时瞠目结舌无以应对。遂灰溜溜地从我家告辞，从此，再也没有跨进过我的家门。
   结果，此事便不了了之。从此以后，再也没有那个鬼敢上我家，来找我妈的麻烦。
   老实讲，我虽然比我妈有“文化”，但我自忖和反思后得出结论：无论是就生存智慧而言还是拿处事技巧而论，不独是我，而是我家没有任何人，能达到了我妈的水准。
   记得我妈当年曾在不同的场合告戒过我：你遇到任何麻烦事情，都要抱着“泥干自落”的心态去对待；切记，只有慢火才能熬熟猪头，性急是吃不了热豆腐的；你遇事永远不要拧着性子去霸王硬上弓，而要顺其自然；命里有的东西，你不用争自然有，命里不载的东西，侥幸弄来了也终究会守不住的，所以，你永远不要过于在意自己的得失。
   在此，我只想说说所谓“泥干自落”的意思，至于我妈所秉持的人生哲学，若要展开来说，估计10万字都不一定能打住。“泥干自落”是指这种情形：下雨天时，你若被别人溅了一裤腿的泥巴，千万不要用手去拭，而只要等待泥巴干了，它就自然而然地会从你的裤腿上掉下，那时，你只要用手轻轻拂一下裤腿，就干干净净了。
   像前面所讲的，我妈应对书记主任逼迫我爸让自己的小孩下放农村，而将自己的儿女们留在城里就业的把戏，他们岂能在我那位堪称常识大师的母亲面前玩过门？由此看来，中国的官员们小瞧中国民间草民们的智慧，有着悠久的传统，而不独是当代中国才有的事情。
   现在想来，当时若不是我妈抱着“泥干自落”的心态，坐等书记主任上门，用“攀比”这个平民都能拥有的“大规模杀伤武器”，一举击退书记主任的上门叫板，而令他们自讨没趣回去，我那位“老实的结壳”的父亲，将在工厂里被他的大小领导们逼疯。
   能不能这样说，我的文盲母亲早在“攀比”这个现代最流行的词汇上市之前，就曾扎扎实实地和领导我父亲的书记主任们攀比过一回，终于轻易把我哥给留在了城里，等来了次年国家经济恢复之后的招工热潮，得以被招工到一个三线工厂去当解放牌卡车的驾驶员。从而，使我哥的命运得以在1963年秋天发生了真正的逆转。
   从此，我哥不必像沦落在穷乡僻壤的老知青一样，眼巴巴地盼着那些拎着蛇皮袋外出打工的儿孙们，从沿海的血汗工厂里汇来的散发着腥味的钱供养自己，在只能听到鸡鸣犬吠的偏远农村的旷野里了此残生，而能够每月刷卡，拿着足以保证自己衣食无忧的退休金，在灯红酒绿的繁华城市里，含饴弄孙，颐养天年。
   （2008-9-28，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