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南方都市报

    最近清华大学一个文科实验班要学生背诵《四书》的做法，引起了一些争议，虽然各说各有理，但其实有些说法是脱离时代的，比如要求现在的学生背诵《四书》就不切实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我想稍有常识的人，现在都不会否定。就是对于儒家经典，现在多从正面理解，也是国人共识。钱穆过去讲，一个本国公民对于自己本国以往的历史应具温情与敬意，现在人们大体可以做到这一点。

   关于中小学生读经，从五四后就是一个人们经常谈论的话题，当时军阀一般来说都主张中小学生读经，比如主政湖南的何健。但大学教授恰好相反，比如鲁迅、胡适、傅斯年，他们一生都反对中小学生读经。在这个问题上，简单的判断对错，其实没有意义，关键是要对他们各人当时的真实想法和意图有切实的了解。

   一种文化的产生，不能脱离它的时代。中国文化是在农耕时代这个背景下产生的，并达到了这个历史条件下所能达到的最高程度。在面对当时可能产生的所有问题时，中国文化基本都有高明的理解和解释，同时也寻找到了承传这种文化的最佳方式。在文化的普及层面，主要依靠传统的私塾，在教育成本方面，这种方式有操作性和广泛性：在普及的基础上要提高中国文化的水准并保持这种文化的活力，中国产生了书院制度，它是民间思想、学术流派形成的制度形式；科举制度的完善，使学习和承传中国文化有了制度保障和现实性。这三种方式的完美结合，最终形成了中国文化的知识保存和承传状态，共同构成中国的教育传统。一种文化，它生命的保存和延续，必须寻找到最佳的承传方式，当这种方式发生变化后，再说保存这种文化或者想要让这种方式提升到更高程度，基本就是不切实际的，在事实上很容易流于空话。晚清以降，中国学术一代不如一代是基本共识，主要就是因为承传中国文化的方式发生了根本转变。

   今天提倡背诵《四书》，在知识的承传上，它本身已经没有意义，因为现代保存知识的手段非常丰富，就个人获得知识和养成人格来说，简单背诵只是第一步，但在现代社会，它所要付出的成本却很高，这个成本还不是一个简单的时间问题，而是这种背诵的实际意义。电脑时代，简单记忆的作用，和传统时代不是一个概念。不是能不能背诵的问题，是背诵了这些又如何的问题。电脑向移动化方向的变革，使简单以贮备知识为追求的学习方式产生了变化，不是说记忆变得没有价值，而是能不能做到记忆或者记忆了以后怎样的问题。

   在传统时代，中国文化在事实上寻找到的继承方式所以可行，并能产生作用，主要是没有脱离时代，那种知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可以达到经世致用的目的，半部《论语》治天下，在事实上也是一种经验表述和总结，但在今天，这一切就未必能有这样的功效了。也就是说，那时代读经就够用，而现在不够用了，或者说在道德上够用，而在知识上早已不够了。

   我经常和那些主张读经的人开玩笑说，现在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好方式是两条，而且可以立竿见影，一是高考只考《四书》《五经》，二是公务员招考也照此办理。不出一个周期，中国学生的读经水平马上提高，就如同现在中国学生的英语水平一样，但这可能吗？管理现代国家，控制现代社会的知识，传统经典中所能提供的东西毕竟有限。重视传统文化没有借，提倡全民读经，总比“批林批孔”好，背诵十三经，肯定比背诵“老三篇”好，但一切文化继承，绝对不能脱离时代。

   （作者系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