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三十年代初，陈寅恪写《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时，曾提出观察历史的一个基本态度，就是对历史中发生的一切事实和人物以及学说的产生，应具了解之同情。陈寅恪的这个判断主要基于两点，一是后人研究历史所能得到的史料不可能完全，二是后人极难对当时历史事实和人物处境完全明了，所以“了解之同情”极其重要，而要做到这一点，需与古人处于同一境界。陈寅恪说：“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盖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而古代哲学家去今数千年，其时代之真相，极难推知。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第50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虽然陈寅恪是就中国古代哲学史研究发此感慨，但对观察一切历史都具启发意义，以此理解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发生，就是一种基本态度。

   我个人观察中国新时期文学，会把它的起始时间设定在1976年的10月，它的终止时间是1989年的6月。历史研究中的时间观念，一般以重大历史事件发生的期限为标志，因为历史事件的标志性意义是由历史事件本身的重要性构成的，它的重要性通常也就是时代变革的实质，自然时间观念的确立只是为了研究历史的方便，研究者更关切的其实主要是历史事件所引起的整个社会生活的变化。但研究历史的人都有这样的常识，那就是任何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及后果，不像运动场上的比赛，有明显的起始和终止时间，所以一般观察历史的方法是先确定历史标志性事件的基本时段，然后再向前和向后一段时间中发现导致历史变革的主要因素，在确定时段后，观察就是一个动态过程。1976年10月和1989年6月发生的历史事件，学术界目前还没有完全统一的概念，流行的说法有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在严格的历史研究中不具客观性，所以我暂时使用“1976年10月事件和1989年6月事件”为我个人的研究概念。

   我们现在谈论的研究对象是中国新时期文学，它的发生时间我限定在上述的历史概念里面，它的空间概念我限定在中国大陆。这后一个限定，对中国新时期文学来说非常重要，因为研究中国新时期文学的一个主要视角是与中国现代文学进行比较，但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空间概念要比中国新时期文学宽，它至少要把香港和台湾甚至世界范围内一段时间使用白话文写作的成果都要包括进来。但中国新时期文学不是这样，它专指特定历史时段发生在中国大陆的文学活动，因为确定中国新时期文学发生的时空概念后，我们才能比较合理解释和评价它的文学史意义。观察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发生，要注意三个时代背景：一个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一个是十七年文学的定型，还有一个是文革文学的时代特征。

   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时期，中国社会的基本环境还是开放的，这个开放主要指与世界文明的正常沟通和交往，它在制度层面体现为在国家之外，社会空间并不封闭，民间力量在社会生活中有完整存在形态，各种社会组织如同业行会、学术组织、宗教团体以及其它一些自治程度很高的社会组织。国家力量和民间力量并非完全没有冲突，但相互独立存在是基本状态。文化活动的基本制度保障，导致比较充分的私人和其它社会力量介入，比如新闻制度、出版制度和大学制度，都发育得相当成熟和具有活力。中国现代文学达到的高度，依赖于这个前提，中国现代作家的大量出现也是这个制度的结果。在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时期，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是一个主要标志，它已成为中国现代文学活动重要场域，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作家都与中国现代大学有非常密切的关系，重要的文学社团和重要的文学流派，大体上可以说由中国现代大学而来，中国现代大学所形成的传统，比如大学独立、教授治校、学生自治、学术自由等等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中主要的文化气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另一个基本制度保障，是它依赖中国现代出版制度的形成和成熟，有现代出版制度才能形成以自由写作为基本生存方式的作家，中国现代作家之所以在文学创作上达到了较高水准，就是因为中国现代出版制度还保持了相当高的开放程度。

   十七年文学的定型，对中国成熟的现代作家来说，只是一个放弃写作的问题，可以沈从文为代表，但对未成熟的作家来说就是一个接受和完全认同时代变革的选择，这是一个类似于哈姆雷特的问题。从事实观察，多数中国现代作家还是选择了认同，在这个基础上，十七年文学的完成和定型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早晚都要完成。我们现在要说明的是1949年到1976年间的文学，有它固定的活动方式和评价标准，在事实上它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文学，它在以后文学史的评价中处于什么地位是一回事，但它曾经存在并产生过很大影响是基本事实。十七年文学活动所依赖的制度条件与中国现代文学发生时期完全不同，政治、经济制度不同，文化制度也自然不同，所产生的文学作品的风格和精神品质也不可能在一个水准上。十七年文学发生时的新闻制度、出版制度和大学制度已经转型，文学活动完全在国家控制之下，这是十七年文学活动的基本特点，由此形成了文革文学的特征。

   注意中国新时期文学发生前三个时代间的差异，主要是想说明中国新时期文学发生时，在制度层面它更接近于哪一个时代？新时期主要作家的精神品质和文化素质，更接近于哪个时代的文化源泉？

   中国现代文学影响的消失有一个过程，并非时代转换，影响立刻终止。但需要注意的一个历史事实是在制度层面，虽然中国现代文学发生时的历史条件都已不存了，但对中国现代文学本身却有一个特殊现象出现，那就是在中国高等院校中，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地位被确立下来，在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时候，中国高等院校中偶然有一些讲授中国新文学的课程，但学科地位远没有后来那样显赫。不过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地位虽然得到了确立，但在精神品质方面，中国现代文学的教学和研究也受到了相当大的限制，它的教学和研究在事实上并没有让后来者完全接受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精神和营养，由于中国现代文学受制于意识形态的制约，所以学科地位的提升，并没有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注入更新的血液，一开始还是鲁郭茅巴老曹丁二萧，越往后中国现代文学中可评价的作家越来越少，到1966年后，在中国现代文学作家中，只有鲁迅一个人的著作还可以公开流行，在这个背景下，十七年文学的定型就完成了。

   我们现在对中国现代文学和十七年文学作一个简单的评价，中国现代文学是常态社会生活中产生的文学，而十七年文学是非常态社会环境下产生的文学，对这两个时代中产生的文学作品的评价，我们只要观察一下后来文学作品的再版率就可以看出。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已基本成为中国现代文化的经典，而十七年文学作品如今的再版率很低，这其中意识形态的原因并不明显，反而是市场的原因要高一些，这个结果大体可以看成是读者的基本选择，也是所有文学作品经受时间考验的过程，而文革时期的文学，除浩然的个别作品外，现在极少有再版的可能，主要不是意识形态原因，而是这些作品缺少读者。

   中国新时期文学发生时，中国现代作家中的第一代年事已高，如茅盾，丁玲、沈从文等老一代作家（1900年前后出生），虽然还有限度参预一些文学活动，但基本不是文学创作活动，写作方式以回忆录为主要方式。以汪曾祺等为代表的中国现代作家中的青年作家（1920年前后出生），还有少数人有文学创作活动，但基本不成规模。从作家群体观察，中国新时期文学作家主要由三部分作家构成，以王蒙、邵燕祥为代表的右派作家群（1930年前后出生），以王安忆、韩少功为代表的知青作家群（1950年前后出生）和以余华、苏童（1960年前后出生）的新生代作家群为代表，研究中国新时期文学，这是一个基本视角。

   我们了解中国新时期发生的时代背景后，对这一时期文学的评价就会更具“了解之同情”。现在有些研究者对中国新时期文学的评价很低，我以为这个判断在事实上大体可以成立，但在情感上缺少“了解之同情”，还有一些研究者对中国新时期文学评价很高，甚至认为已超过了中国现代文学，这个判断，我以为在事实上不成立，在情感上也虚矫。我个人对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基本判断建立在“了解之同情”上。这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生活在这个时期的中国作家所经受的各种条件的制约，非在这个环境中长期生活者难以体验，这一时期的中国作家在他们无可选择的历史环境中，做出了他们最大的努力，创作了相当丰富的文学作品，我们如果能从思想解放的角度来理解这些作家的努力，就会对他们保持敬意，因为这是一个重新启蒙的历程，在相当多的方面，他们要从原点起步。

   如果以纯粹文学角度评价中国新时期文学，人们会发现它的幼稚，但如果以思想解放运动观察，就不能不为那些作家的勇气和思想而感动。我想人们会注意“封闭”这个概念。在世界飞速发展的时代，中国封闭了近三十年，特别是思想文化的封闭，这三十年中，严格受过中西两面文化教育的前代知识分子，在人数上已相当有限，就是少数幸运者，多数已失去创作的活力和勇气，中国文化真正发生了断裂，恰好是在这一时期，不但是传统文化，更有西方文化，德国顾彬批评中国当代作家的外语水平不行，在事实上没有错，但失去批评前提的批评难以上中国当代作家接受，就是说他这一句话说得太轻了。是中国当代作家不具备学习外语的意识和起码智慧吗？不是，是历史限制了他们。中国新时期文学是冲破封闭环境中产生的文学。中国现代作家在失去文学创作活动的基本空间后，文学活动的承传，自然要落在右派作家、知青作家和新生代作家身上，这三类作家群体的出生年代，就决定了他们的基本文化素养和精神品格，“封闭”还是这个时代的基本特征。如果说右派作家群体还可以多少延续一点中国现代作家的余脉（比如汪曾祺的出现是中国新时期文学的一个重要现象），作为中国新时期文学主力的另外两个作家群体，就完全是在“封闭”时代成长起来的。我在《〈朝霞〉杂志研究》一文中曾指出过：“1976年以后的中国文学（特别是1989年以前），从表面形态上观察与此前的文学发生了很大的差异，但我们仔细分析会发现，这个时期活跃的作家其实都与文革写作有密切关系，当时的作品在表现形式和语言方面只是以往写作的自然延续，发生变化的是当时的政治关系，而不是写作形态。也就是说，在当时的许多文学作品中，主要发生变化的是作品中的人物关系和作家的评价立场，在文革写作中被否定的人物形象和事件，在1976年以后的写作中由负面简单转向了正面，作家的立场随着政治关系的现实利害选择自然倒向了和现实利害平衡的一面。”（《南方文坛》2004年第4期）

   把中国新时期文学放在思想解放运动背景下观察，不是贬低这一时期的文学活动，而是对这一时期的文学保持“了解之同情”。今天的读者会非常容易看到刘心武《班主任》卢新华《伤痕》等作品的幼稚和简单，但如果回到冲破“封闭”时代的历史处境中，在当时还只有他们有这样的自觉和勇气；今天的读者可能不会去再去读刘心武《爱情的位置》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但回到“封闭”时代，在连“爱情”这个词汇本身都不存在的时代里，能发出这样呼声的作家，不但需要智慧，更需要勇气，因为这是启蒙时代，所有文明的东西都要从头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