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博讯

   我不否认自己与当地公安国保人士保持着较为良好的沟通关系，甚至说我也“传唤”过他们——为农行377名下岗职工上访的事情，约他们紧急到我书房商谈。当时的情况是：全沧州377名农行下岗职工群情激愤，我作为他们的维权代理人已经向他们申明“只替写递材料，不负责组织上访”，而恰在此时有人传出消息说当地公安对上访的要“见一个抓一个”，我约见公安国保人士要求他们出面澄清。

   稍后“见一个抓一个”的说法被证实为谣传，而我帮本市农行去北京的保定驻京办去接访，看到唐山的警察特别客气，让唐山农行一位上访的老大姐坐在警车副驾驶位置上，似乎还递给了药品…

   沧州方面去否警察，我没问，但是我们这个隶属沧州管的县级市确实没去警察。我和农行的正副行长还有司机，一行四人，到了保定驻京办，由我出面说服泊头的几位上访者，并且农行专雇一部金杯面包车将几位上访者请回。对于这件事，警方没插手，至少我认为对事件的平缓化有莫大的好处。不久，劳动部以红头文件形式对我进行专项答复，认为应当到沧州劳动仲裁部门为这377人立案。但我与377人的约定为“有了初步结果，就止住，由律师介入”，同时，农总行经河北分行委派沧州分行与我面谈，交待农总行五项答复——核心点仍然是找当地劳动仲裁部门解决。

   来与我面谈的人是沧州分行的一位副行长，姓庞，我的中专校友，也就是说，以私为公的色彩较为明显——这算是和谐社会的一大特色啦。谈完后，师兄要求我有新作要签名送他一本，我诺然。

   整个谈话过程，有国保人士在场“旁听”。按国保人士的说法：“这个事儿不敏感，是你人敏感。”这些话都是在非常轻松的环境下说的，我则“反驳”那位私人关系已经不错的赵老兄：“你太小瞧兄弟了，我有政治目的，也不会利用这些人。”

   我为人家服务，又“贬低”人家，这不是矛盾吗？不是的，那377个人大部分是与农行旧时各级领导有关系的人，否则难以以“协储员”身份进入农行并与正式干部（那时银行职员通称“干部”）混岗的。

   他们多少是“花了点钱儿”进银行的，因此最后“闹事儿”无非是多要些钱而已。最有趣的是，当初，一位副市长的外甥闺女还特别对我说：“綦哥，我们是因你人品好才敢请你，但你不能把这件事给政治化了哇！”我当然守诺，不过这让某级政法委很不快，他们托人给我带话，说知道我给沧州农行下岗职工两次讲维权课程的事情。我则回答说：“都是按国家法条讲的，要调查，可传讯任何一个听课的人。”

   谁在政治化此事？会说的，不如会听的嘛！

   奥运前，地方国保一位副局级干员两次以好友身份来我书房，要求我承诺奥运期间不外出、不写东西，等等。我答应了，其中尤以“不接受任何媒体采访”一条为紧要，整个奥运期间，我遵守得很好。在我记忆中，我尚欠这位好友的太太饭店的一张单子，多少钱记不清了，估计是二百块钱以内。十年前的事了。若不是1999年被抓，年底我照例会清了那单子。我开玩笑地说：“过了诉讼时效了，你要钱我也不给了。”

   奥运后，我的心情有些放松，但这毒奶粉事件让人太气忿了，尽管我一向以温和著称，何况我太太又长期饮用三鹿红枣液态奶呢？说来惭愧，她有甲亢，医生说喝高档奶为好，为了既增加营养又省钱，三鹿红枣奶成了她的“特供”，我带头不喝，也不允许两个孩子喝。结果，为保护一个病人的健康，却用高档食品来害她。这个细节，在9月24日的公安“礼貌传唤”时，我着重讲了一番，以至于做笔录的与我同岁的警官老韩也有些受感染，生起气来。

   公安国保传唤我，是因为昨天我接受自由亚洲采访的事情。

   9月23日早晨六点，我在卫生间正想冲澡，太太有些慌忙地跑来：“电话，国际长途。”我尚穿着短袖睡衣，抖瑟着过来接电话。那头的成功先生说：我在《议报》上的《五问毒奶粉事件》短文由《议报》主编推荐过去，由于我是河北人，又是知名学者，自由亚洲电台希望谈一下后续的事情。

   我想：奥运结束了，承诺主动失效，再说《参考消息》上几乎每天都有国外的批评文章转译，我侃一番没什么的。

   太太给我套上运动体闲服（——9月23日很冷），我与成功聊了一个多小时。聊完后，他说分两次播出；我说：“播就播吧，反正我也信守了奥运期间不接受采访的诺言，不过有些话语激愤的地方要删下去。”我指的激愤之处是说，中国孩子不如美国的宠物狗，因为后者吃中国奶制品出了毛病，美国人提出了抗议。

   中国方面本该“举一反三”，在6月份调查一番。

   对于自由亚洲的采访一事，第二天我就忘了。一大早，姐姐的儿媳打来电话，要我太太去市医院给挂号，她的孩子与她嫂子的孩子要来检查，看有没有结石。

   应当说，这是件好事——全国统一行动，对三周岁以下的儿童免费检查，查出肾结石来，免费治疗。

   9月24日这天上午仍然很冷，太太排队冻得瑟瑟发抖，我说由我来排，她不允，我只好拍了几张照片后，回家。到家已11点，电话响了，我跑过去接。我起初以为是姐姐打来的，我好问一下她们到了什么位置。我不太记电话号码，见号码“面熟”，就接了。原来是国保大队的赵大队长，他约我到公安局，他在门口等我。到了公安局门口，没见老赵，我对门卫说了一声，就上了楼。

   见面之后，赵老兄很焦急，说我接受自由亚洲采访捅了大娄子，沧州来了一位副局长，一定会训他们的。说实在的，我有点尴尬：若是沧州来人与我见面，双方辩一下，倒没什么，若让赵老兄“中间受气”，我心里“真不落忍”——按家乡话，是这么个说法。

   让小黄讯问我，小黄由于与我有些“私人关系”，极力回避；而后，任务落到军官转业回来的老韩身上，简要地问了四页。主要内容无非是我重复在《议报》文章上的观点及与自由亚洲谈话的重点。问完后，我起身要走。与我同岁的老韩说：“等会儿，我看赵大队有什么安排不？”我很急切，因为姐姐是否赶到，他的两个孙女是否安然，我很挂念。

   多说几句的是，我们姐弟关系非常好：一是，除我俩之外，家中别无兄弟姐妹，在我成长的历程中大我六岁的姐姐实际上尽了母亲三分之二的责任；二是，姐姐为了替我照顾父母，嫁在了本村，两大家子由她一个做主，所以后来当二外甥要媳妇时，我二话不说，把自己在乡下置办的一套房子白送给了姐姐。送房子，姐夫当然高兴，我拿脾气倔强但又自恃聪明的姐夫“找乐子”，说他：当年要不是我家穷，我姐不会嫁给你个“傻小子”，现在你算正式倒插门，娶我们家来了。

   姐夫舅子关系融洽，成了乡村一段佳话。

   送房子，太太不高兴，那毕竟是我们结婚后共同攒下的家业。多亏太太贤惠，不到半年，就消了气。甚至说，我的外甥媳妇与我太太的关系，比与她婆婆（我姐）的关系都好。

   话归正题，老赵与我见面说：“下午我再叫你过来。”我匆忙下楼，打车回家——实际上步行也就十分钟。回家后，姐姐来了，两个外甥媳妇还有他们各自的孩子也来了。我心里高兴。姐问：“干么去了！”

   “公安局的叫去了。我接受采访，他们不高兴。”我真地觉得没什么。

   “又是国外的采访呗！”大外甥媳妇文化程度比较高，算是替我解释了。

   中午，一大家子人进了四川火锅店，大吃一通。姐姐悄悄塞给我二百块钱，让我自己用，比方说“打羽毛球费钱，买几桶球放着”。我没留下，用来买单，省了二外甥媳妇一百五十块钱。事先，二外甥媳妇声明由她请客的。等到两点已过，她们还得去市医院，上午只领了号、交了号，下午才能正式检查。

   我很无奈，下午得听公安局的电话，没法陪同她们去医院。

   到了5点多，老赵没来电话，医院那边的检查结果很好，两个孩子均没问题。据说，整个泊头市才查出7例，不算高。

   泊头这个小小的县级市吏治败坏如此，整个河北也乐观不哪里去，虽然说我对胡春华实质主政河北持欢迎态度。

   对于沧州方面压给泊头的“政治任务”，传唤我到公安局，这本身从程序上没什么错，所以我无条件服从，也等了以下午的后话。但是，这个细节如果意味着河北高层，特别是胡春华本人要封锁言论，那么我有权以单个选民的身份请他离开河北，就如敦促市长引咎辞职一样。因为河北前些年让程维高给折腾烂了，至今没缓过劲来，河北不需要第二个“程维高”。如果这个细节意味着公安口儿主动维护稳定，或干脆说贯彻某级政法委的错误决定，那么，我要说一句：别再给河北添乱，别再给胡春华添乱，别没事儿找事儿地激化矛盾。比方说，拖着一个与胡总温总年纪相当的老太太并不复杂的行政复议要求，来干“闲白儿”。

   对于胡春华，河北人民应以观后效：如果在毒奶粉事件平息后，他如广东的汪洋、湖南的张春贯，重庆的薄熙来一样推动第三次思想解放，大家就呼吁让他及时当河北的省委书记，乃至快进政治局；不如是，网上联名，发动“驱胡运动”。

   还有一点，作为同龄人，从同龄人的角度上我要好心劝勉胡春华一句：河北官场风气阴毒，人渣子不少，稍有不慎就会被“送进狗肉柜子听梆子响”，所以，即便有人出主意来压制关于毒奶粉事件的言论，也不能采信，采信了呢，马上放弃。相反，借着国际媒体的批评声浪，整顿河北吏治，掀起第三次思想解放浪潮，何乐而不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