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议报
   
   图：右为茅于轼，左为张五常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尽量不将自己的名字与茅老联系在一起。特殊情况有二：一是，我在给民间出版商打工时，主编过茅老的《经济学智慧》一书，明白道理的人都知道我那是为了挣饭钱；二是，今年我写了一篇小文对茅老涨学费的说法进行评论，被网络认为是“綦彦臣PK茅于轼”。说实在的，我对PK这个不伦不类的英文缩写比较反感，但无奈网络力量，听之任之而已。

   
   我尽量不将自己名字与茅老联系在一起的原因是为了不给这位老人添麻烦，毕竟中国的政治异议分子中只有两位经济学家：其一是杨小凯，他已仙逝，并且他是出狱之后才成为经济学家的；其二，是我綦彦臣，入狱之前已经是经济学家，出狱之后为混饭吃，变成了“通俗历史作家”，重头经济文章还是写的——多谢张伟国主编的《动向》纸刊给了「经世济民」那块园地，才使有关论说得以发表。
   
   至于我敢自己号称“经济学家”，那完全是因为曾荣膺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的一届特约研究员（1997.3-1999.3）。在能进天则平台之前，我在金融系统已经是“理论水平与实践经验”双兼的学者，而有了天则平台，我的学术素养实现了质的飞跃。另一方面，茅老对我个人道德水平的影响远在学术提携之上，此中细情不一一叙说。
   
   要说的一个非常私人的问题是：在我出狱后，曾打算流亡国外，因为我的英语底子不错，估计到国外艰苦上一年半载，肯定能找到生存的机会。我把这样想法向香港《开放》杂志的蔡咏梅大姐说过（——我在狱中时她一直关心我的家人生活，并为我从香港采购药品），蔡大姐知道茅老对我有影响力，让他劝我“以不走为好”。平日里，茅老给我发邮件乃至于纸面信件，都是三言两语。作为晚辈（我的父亲都比他小两岁），我能理解茅老时间的珍贵。而那封他本人也表示不同意我“出走”的信件，竟整整写了两页。对着信，除了泪流满面，再也没有什么好说的。当然，仍然是那封信，告诉我应当继续从事经济学研究，茅老在信中称我是“中国金融反危机理论第一人”——缘于我在《天则内刊》上的一篇金融危机预测文章。
   
   坦率地说，对于这样赞誉，我更多地把它商业化了，在尚能在国内出版的书目之“作者简介”中，我写上“被着名经济学家茅于轼称为中国金融反危机理论第一人”的介绍文字。想必关心我与茅老关系的政治力量还不致于敏感到捕风捉影的程度，知道我这纯粹是为书的销量而“宣传自己”。
   
   前两天听到吴敬琏是美国间谍的传闻，我大为震惊，向茅老发电邮询问。茅老第一次回复很简短，称“吴老师参加明天的天则会议，一切将见分晓”。等吴老参加会议成为事实后，茅老又有一电邮告诉我：“吴老师参加天则的会了。茅于轼上”。
   
   我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受益者——从平民子弟进入中等专业学校、从银行职员成为经济学家乃至通俗历史写手，成就了个人功业——我从来不否认这些受益于改革开放。但是，既然作为一位知识分子，那么我有责任对改革开放的失误进行批评乃至批判，呼吁中国在改革开放走到尽头之际，尽快实行民主化政治改革。这样的问题，其实也是茅老、吴老等人同样面临的传统伦理与学术精神之权衡问题。并且，我对吴老不能以有影响力的人物来直言民主化政治改革，进行过公开批评。
   
   中国经济学的起步很晚，几乎是从茅于轼与汤敏编写完了那薄薄的两本《经济学学术前沿问题》小集子以后，才有了基本面目。也正是那两本小书（后来又有续出，我只读了两本就进了监狱），让制度经济学由西方的异端（——参见张宇燕的文章《制度经济学：异端的见解》）在中国成为实质的经济学学术主流。倘若五十年以后，有学者写《中国经济学说史》，我相信：我为茅老写的评传（1999）《昂藏老鹤风》一文与为他的《经济学的智慧》所作的序，一定会成为可采信的参考文献。后者本身就是一段史料，因为晚辈经济学家为老前辈的着作写序，本身就是新典故。
   
   茅老八十将至，我本想写一本经济学的观点论集，作为献给他的贺礼，没想到茅老说，他决定不再过生日。当然，不过八十大寿庆贺并不意味着没有一本献给他的书写出来。
   
   写是容易的，出版则要看机会。
   
   作为一个对中国经济学理论与学人道德水准提高做出贡献的人，茅于轼承受着不该有的伤害。而他不惮于诸种伤害，依然爱着这个国家。这让我想起了盛洪引用德雷莎修女自订道德标准的那句话——遵循规则，直到伤害自己。
   
   2008是9月1日写于绵逸书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