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挑唆中国急速向左倒退的急先锋 /夹缝中的呼声

我曾多次指出，司马南其人虽无文痞姚文元百分之一的才学，可是其政治嗅觉却丝毫不亚于姚文元。而文风更得姚文元之真传——他惯于拉大旗作虎皮这一套；十分擅长用暗示、挑唆、煽动、栽赃、含沙射影、移花接木、偷换概念、无限上纲的手法对他眼中的“坏人”或坏事进行中伤打击……正因为他有此非凡之手段，难怪司马南自鸣得意地说：冯虞章先生之文刚发表，“即有人民日报的朋友短信通知笔者注意此文”。

既然冯虞章先生之文刚发表，“即有人民日报的朋友短信通知笔者注意此文”。看来，司马南先生的来头真谓不小。既然如此，司马南先生的“对手”们可千万不要掉以轻心了。

冯先生这篇关于普世价值的主要观点主要有三：一、在历史和道德领域不存在“普世价值”，侈谈“普世价值”是没有根据而站不住脚的。二、对于在“普世价值”旗号下宣扬的价值观，应当进行历史的阶级的分析；三、不应对“普世价值”随声附和。

鄙人大老粗一个，看不出冯虞章先生之大作有何新意。对冯虞章先生这篇充斥着典型左派思维之文章，这里我不想予以评论——我且引用一句名言：“虽然我不赞同您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您说话的权利”，因为一个常态的社会，有这种论争十分正常。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所说：“凡是有人群的地方，就一定有左中右”。自古以来，莫不如此。这种现象，不但在高度政治化的中国如此，纵然在高度自×民主的西方亦不例外。其实，在一个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有左中右政见之争，未必是一件坏事——一种声音谈不上动听的音乐，一种颜色构不成五彩缤纷，一种味道称不上美味，一种物体无法进行优劣的比较……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只能由“绝对正确”的一方发话的时代，绝对是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所以，只有允许左中右不同的声音并存，才能令整个社会充满活力。才能使整个民族保持勃勃向上的生机。

然而，开口闭口“我们的舆论……”常常摆起“国家主人翁”架势、动辄斥人为“良心大大地坏了的坏人”的司马南先生却绝然不同，他是力图通过种种手段来捂住不同意见者的嘴巴——他一再攻击，并紧紧揪住南国二报的“辫子”不放（南国二报曾大力宣扬“普世价值”，善于发现“阶级斗争新动向”的司马南认为是抓住了二者的“辫子”）就是企图以此为突破口，达到打击“坏人”，捂住所有“坏人”的嘴巴、令中国政治形势急速向左转之目的。这就是他看到冯虞章先生的文章欣喜若狂的原因所在——因为冯虞章先生手持清华大学教授金字招牌，其发言远比只有“打手”、“姚文元第二”雅称的司马南先生有份量。另则，冯虞章先生的三大怪论正填补了司马氏的理论空白——虽然司马氏视普世价值为洪水猛兽，但在理论阐述上却漏洞百出，为此而受到网民们的严斥。而冯虞章先生今日以“理论权威”的身份发表了此篇与司马氏灵犀相通、立场相同的奇文，这就难怪他用不伦不类的文言文表达他此时的心情：“兹心大悦，连诵三遍，通体酣畅。”不但如此，他还“兹举之荐之，祈朋友们同赏之”，并特地“期对手们相疑析”。

明眼人一望便知，司马南先生之所以特地“期对手们相疑析”，实则是向他眼中的“良心大大地坏了”的“坏人”示威寻衅，更希望因此挑起南国两报的反击，这样既可再次炒热自己，更重要的是达到向极左政治势力献媚取宠之目的。真可谓煞费苦心！

自七月向《南方周末》和《南方都市报》发起了恶意的攻击之后，当惯了英雄的司马氏再次声名大震，甚至引起了“亡我之心不死”的西方媒体的注意和兴趣。上月，在接受路透社记者和BBC的采访中，踌躇满志的司马氏更是摆出一副“国家主人翁”的姿态，对南国两报以及在该报发表文章的一些文人学者再次横加斥责。他意有所指地暗示：“对于某些媒体错误倾向和极端观点，缺少旗帜鲜明的批评，好似不敢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更责难说：“对几个以文学家、历史学家、法学家、哲学家面貌出现的，事实上要么是良心大大地坏了，要么是大脑出了问题。对社会有害的极端分子，我们的舆论过于宽容，好像好人反倒怕坏人一样……”

面对司马南一席充斥着暗示、挑唆、煽动的语言，相信凡有“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的人都会感到震惊和愤怒不已——时至今日，竟还有这般充满“文革”思维、动辄肆无忌惮地朝人打棍子扣帽子的无耻之徒——纵然这些文学家、历史学家、法学家、哲学家的观点过急或有错，也是政见不同而己！他们并不是在大纪元等“法轮功”传媒上发表“反党”文章，而是在我党的党报上发表他们的政见言论。他们是为国家的前途和命运而进言！是为中华民献的崛起而献策！是为最广大人民的利益而呼吁，是为党和政府而分忧……纵然所言不当乃至出现谬误，也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对此，伟大领袖毛主席曾再三教导：“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可是，司马氏竟口不择言地将这些为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文学家、历史学家、法学家、哲学家讥之为“大脑出了问题”，并斥之为“良心大大地坏了”的“坏人”……真可谓信口雌黄，令人心寒！此人之所以能讲出如此无心无肺的话来，不仅仅是因为思想极左的原因，而是人格、人品、人性存在着严重的问题！

在与路透社记者的谈话中，司马氏竟断然认定：《南方周末》“主张在中国实行普世价值”的行为是“反体制行为”，更居心险恶、同时又荒唐至极地攻击两报“两报聪明地利用了政府的开明与宽容”，更借他人之口攻击《南方周末》和《南方都市报》一直以来都是“靠价值观立报”，“反体制立报”……还诬陷主张加快改革步伐的文人学者是“想中国翻车”……

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同时，又是荒唐至极——两报本身就是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属下的报刊，是货真价实的“党的喉舌”——贯彻党的“百家争鸣”政策，以党“实事求是”精神为传媒宗旨，何来“聪明地利用了政府的开明”之说？！而一家报纸靠价值观立报，又何罪之有？——这个价值观就是坚持真理，以人民的利益为最高利益，以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为最高利益！政治嗅觉极为灵敏、极擅长抓辫子的司马南可能会说，为什么不提我们的党？这里我要郑重地告诉司马南：这些价值观正是中国共产党历来所奉行和追求的！只要读一读它的党章就知道！何必多此一提？！

而司马南给南国二报所扣帽子中最大的一顶帽子是“反体制立报”——而且，还居心叵测地假借他人之口。众所周知，南国二报，尤其是历史更悠久的《南方周末》，在众所周知的舆论环境下，秉着良知和良心，力求多讲真话，多讲实话；少讲空话、大话、假话。力求少歌功颂德，多针砭时弊，体恤民生。在解放思想，开启民智，灌输公民意识和自由民主理念等方面虽然作了许多努力，但从来是小心翼翼，点到为止。为此，经常受到一些秉持激烈立场的异议人士的强烈抨击。鄢列山先生就被余杰等人斥为“体制内思维”文人。并被暗讥为专制的“泛走狗”。纵然这样的报刊，也不为司马南所容忍，硬是强行戴上一顶“反体制立报”的大帽子，彻底暴露了其“文革”余孽的思维方式和作派。

这里我要责问司马南先生的是：宣扬“普世价值观”就是“反体制行为”？真是荒谬至极！此论调与当初那些攻击实行市场经济就是“复辟资本主义道路”的的论调是多么的相似！——难道社会主义国家就不可以宣传“普世价值观”么？难道宣传自由、民主就是反党反体制么？真正岂有此理！作为普世价值观核心的自由、民主、人权，这不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建党之初所追求的，也是中国共产党目前已经逐步进行并力求完善的。换一个角度看：难道自由、民主、人权，只能任西方国家独占，我等大中华子民不能分享的么？！而自由、民主、人权这些好东西怎么到了司马氏眼中就成了洪水猛兽呢！退一万步来讲，纵然南国二报和一些秀才们宣扬的“普世价值”，就是要中国向美国的政制看齐，这又何罪之有？中国共产党人从来不拒绝世界先进的文化和政治理论——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又是从那里脱胎而来的？司马氏知否？！当今，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正在不断发展和完善之中，吸取资本主义政治体制中合理的、进步的成份又有何不可？！还有，司马南予以责难最多的“一人一票”制，又错在何处？当今中国在最基层的村乡进行的一人一票制选举试验，它的意图何在？司马氏又知否？！要求今后中国的选举“一人一票”来决定最高领导人，这又何罪之有？难道“一人一票”不可以成为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选项之一？再退一万步，纵然这些提法错了，其用心也是天日可鉴的，又何必戴上“反体制”、“想中国翻车”的吓人大帽子？！

尤其是下面两句话，其居心险恶，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我们做个推理吧，如果主管部门不允许的话，报纸是没法办下去的，对吗？现在的情况，说明主管部门能够容忍对吧？我们不知道，主管部门的底线在哪儿。把毛泽东搬到沙漠去，可以容忍；正面宣传记者无国界组织，可以容忍；称赞大赦国际干得好，可以容忍；颠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以容忍……主管部门的底线到底在哪儿，我不知道。真是荒唐无耻，强横至极！——上面我已说过，《南方周末》和《南方都市报》本身就是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属下的南方传媒集团的子报，是名正言顺的“党的喉舌”，何来“主管部门不允许的话，报纸是没法办下去的”胡话？尤其是“把毛泽东搬到沙漠去，可以容忍；正面宣传记者无国界组织，可以容忍；称赞大赦国际干得好，可以容忍；颠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以容忍”这席话，更是把其惯用的暗示、挑唆、煽动、栽赃、含沙射影、移花接木等卑鄙手法运用到了极至——把“把毛泽东搬到沙漠去”，和“大赦国际干得好”一类南国二报从来没有涉及的极端言论，与南国二报素来理性、平和的言论搅和在一起，从中得出它们是同类项，是一丘之貉的结论。再将纵容、包庇的罪名强加给南国二报，其用心之险恶，真令人不寒而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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