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驳司马南强加给党国英先生的“十大罪状”
——评司马南的《911•十问南方周末》
继将《南方周末》和《南国都市报》斥为“鼓动中国急速右转的师爷”之后，昨日，司马南再次对《南方周末》大加讨伐，原因是《南方周末》前几日刊登了党国英先生发表的一篇题为《立足民族特色，拥抱普世价值》的文章。这对一直揪住南国二报宣扬“普世价值”之事不放的司马南先生来说，这无疑是凭空多添了一份“罪证”。
在《911•十问南方周末》一文中，司马南先生仍是沿用拉大旗作虎皮这一套，并采用暗示、挑唆、煽动、栽赃、含沙射影、移花接木、偷换概念、无限上纲等手法对党国英先生和《周方周末》进行肆意攻击。通篇文章语法混乱，逻辑强横，俨然一篇“文革”时期的“大批判”文章。
且看下面司马南用近乎流氓的腔调对党国英先生进行的一番嘲讽： “党某把西方贩来的‘普世价值’，夸得像朵花似的，捧为‘永恒的’‘人类文明的核心’，大标题就‘拥抱’上了，差点就胡子拉碴地KISS（亲吻）起来。”
“党某个人‘拥抱’什么，‘KISS’什么，他尽可以随便。正常行为也罢，偏离行为也罢，无碍他人、无碍社会便罢。即使党某把‘普世价值’做成横匾供奉自家香堂之上，三叩九拜日日作法也无妨，司马某没有理由说人家半个不字。”
“大概是喝了半斤二锅头才出场的，党某的气魄大得吓人，上来就给中共戴上了一个貌似花环的紧箍咒……”。
司马南对在学术界享有较高威望的党国英先生态度可谓失礼至极——笔者虽然对司马南人品极端鄙视，但在《致司马南先生的一封公开信》，依然以“先生”称呼之，并用“您”表示起码的礼貌。而司马南作为一位“资深传媒人”，竟以“党某”称呼党国英先生，打着一口江湖混混的腔调对党国英先生极尽贬损，连起码的文明礼貌也不懂，这那里像是一位受过文明洗礼的现代传媒人？而他上面一席话，那里有半点摆事讲、讲道理的和平氛围？那里有半点君子之间观点之争，政见之争时应有的谦谦风度？用如此阴阳怪气、充满敌我意识的腔调，难道彼此之间的关系真是不可调和的“敌我矛盾”？
现在且将司马南列举的十大“罪状”逐一进行反驳：
罪状一：“普世价值”，西方人发明，中国人舶来，基因的双螺旋结构之间刻印着基督教的符号。强调普世，悉因为前边有君士坦丁大帝自称‘普世牧主’，普世，这是基督教传统特有的表述方式。说它‘基督教特有’，盖因为世界上其他的宗教文化，比如，犹太教、佛教、道教、印度教，包括伊斯兰教，都没有致力将一种价值观，强加于其他文化的‘传教士精神’。尊报连篇累牍的文章起劲地传销普世价值，为什么这一点从来不给大家讲清楚？
博主驳论：在驳斥司马南的怪论之前，首先要强调的是，党国英先生在这里所提出要“拥抱”的“普世价值”，是“自由、公正、民主与和谐”，而非那个一提出来就令某些国人神经高度紧张的“自由，民主，人权”之“普世价值”！
而“自由、公正、民主与和谐”这一“普世价值”，正如党国英先生所言：“是人类在长期进化发展中形成的具有普遍世界意义的价值准则，这些文明成果是人类共有的。”所以，司马南为什么非要把他贴上“阶级的标签”？为什么要与自称“普世牧主”的君士坦丁大帝联系起来？为什么非要把君士坦丁大帝认定是“自由、公正、民主与和谐”这一“普世价值”的祖师爷？——难道因为君士坦丁自称过“普世牧主”，就不能充许有“自由、公正、民主与和谐”这一“普世价值”的概念和价值观问世？！
其实可以毫不讳言地说，党国英先生在这里所提出的“自由、公正、民主与和谐”这些“普世价值”，就是“民主、自由、人权”这一西方“普世价值”的“精华版”——去其“糟粕”，取得精华。党国英先生之所以将“人权”这一“糟粕”部分剔除出局，无疑是基于“中国特色”因素之审慎考虑。众所周知，被司马南视为洪水猛兽的西方“普世价值”，其实是从古希腊雅典城邦的民主政治、古罗马的法制传统，以及古以色列的宗教传统基础上慢慢形成、发展，最终成为具有普遍世界意义的价值准则的价值观。她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和进步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诚然，她带有深深的西方烙印，甚至带有深深的基督教文明烙印。但与君士坦丁几乎沾不上边！退一万步讲，纵然与君士坦丁有某种内在的关系，党国英先生已经“去其糟粕，吸其精华”，这又有何不可？司马南先生又可曾知道，马克思主义理论又是脱胎于何处的？为什么非要把一个事实上并不存在的来历给“给大家讲清楚”？
“罪状”二：基督教背景下生长起来的“普世价值”，有点类似于近年“生物入侵”导致严重危及我国淡水湖泊的“水葫芦”，具有强烈的排他性。基督教传统认死理，它认识世界的方法类似幼儿园中班小朋友，只讲好与坏，黑与白、明与暗、善与恶，概念是截然对立的，而中华传统讲“君子中庸”“执守太和”精神，尊报是否考虑过引进“普世价值”如何与中华文化相对接？
博主驳论：基督教背景下生长起来的“普世价值”，是否像严重危及我国淡水湖泊的“水葫芦”一样，是否具有“强烈的排他性”，我不想多作赘述，这里且用一句名言来回驳司马南的谬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同为儒家文化圈的日本、韩国和台湾自从拥抱了西方的“普世价值”之后，究竟是怎样一回事，世人心知肚明！至于基督教传统“认死理，它认识世界的方法类似幼儿园中班小朋友，只讲好与坏，黑与白、明与暗、善与恶，概念是截然对立的”这句话，更像一位不学无术、夜郎自大者闭着眼睛说出来的瞎话——司马南先生：如果基督教传统真的像你所说的那样“认死理”，“它认识世界的方法类似幼儿园中班小朋友”，甭说你司马南现在发梦都不能想到用电脑写作，你晚上看书还要点上那盏你老祖宗司马昭千百年留下来的豆油灯哩！！！再举例就会伤一些国人自尊心了，这个问题还是点到为止吧。至于谁认识问题才“非黑即白，非明即暗，非善即恶”，甚至“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更是“路人皆知”之事，这里不屑一谈。
“罪状”三：贵报将“普世价值”举为中国前进方向、未来目标，天天小鞭子抽着政府，“政治体制改革加快”、“加快”、“再加快”（前日，一位耄耋老汉，以著名经济学家身份反思30年，也在重复这句“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尽快”的急急如律令），如期急切，岂非与美国人坚信“耶稣即将到来”的心理相契合？岂非在传递中华传统本来就劣于西方传统的错误信息？岂非以幼稚的政治思维不惜牺牲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做一场自以为是的实验？长期以来，国际舆论“西强我弱”（胡锦涛语），不加批判地接受西方政治含义很强，指向性十分明确的“普世价值”，岂非自废武功重蹈俄罗斯戈尔巴乔夫的覆辙？
博主驳论： 在党中央提倡“解放思想”的大前提下，号召拥抱“自由、公正、民主与和谐”这些“普世价值”，就是“与美国人坚信‘耶稣即将到来’的心理相契合，”就是“在传递中华传统本来就劣于西方传统的错误信息”，就是“以幼稚的政治思维不惜牺牲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做一场自以为是的实验”？ 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难道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需要“自由、公正、民主与和谐”？——目前，随着改革不断向纵深发展，所遇到的新矛盾、新问题日益尖锐突出，要积极化解这些新矛盾，切实解决好这些新问题，就必然要有新思路、新方法，就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正基于此，党国英先生提出了《立足民族特色，拥抱普世价值》新思路，而司马南却斥之为“不惜牺牲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做一场自以为是的实验”，真是咄咄怪事！
而司马南认定，《南方周末》和党国英先生一类文人学者倡导拥抱“普世价值”，就是“天天小鞭子抽着政府，逼“政治体制改革加快”、“加快”、“再加快”？更是一副强盗逻辑——你难道不见党国英先生在文章中特地指出：“我们既要坚定不移地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又要权衡各种因素，统筹社会利益关系，安排好改革程序，把握好改革节奏”？
而号召拥抱“普世价值”，就会“自废武功重蹈俄罗斯戈尔巴乔夫的覆辙”之说？真是危言耸听的荒谬之论——只要对苏联解体这段历史有较深了解的人都知道，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不敢积极应对改革道路上所遇到的新矛盾，新问题，而是患得患失，优柔寡断，最终失去民心而被人民唾弃的。而党国英先生提出实现社会的“自由、公正、民主与和谐”，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是为了更好地化解社会主义现代化中所遇到的新问题、新矛盾，使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沿着健康的轨道前进……所有这些，岂会“自废武功重蹈俄罗斯戈尔巴乔夫的覆辙”？！
“罪状”四：一部分美国人在国内推行“多元文化主义”，一部分美国人在国外推行“普世主义”。亨廷顿认为，“一个多元化的美国是不可能的，因为非西方的美国便不成其为美国”—美国的战略家说得多明白，如此强大的国力，亨廷顿先生还在强调其“美国国家的西方特性”，为什么我们的文化精英，偏偏如此漠视国家观念族群特质，明知是人家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文化战略，还要自觉地去迎合、甚而拥之抱之呢？
博主驳论：上面我已阐明，党国英先生所提出的“自由、公正、民主与和谐”，而非那个一提出来就令某些国人神经高度紧张的“自由，民主，人权”之“普世价值”！与司马南居心叵测提出的所谓“普世主义”是两回事，与亨廷顿先生所警示的“美国国家的西方特性”更无关。党国英先生之所以提出“自由、公正、民主和和谐”为“普世价值”，目的就是要与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之“普世价值”区别开来，这是鉴于当前中国国情和现实而提出来的。完全可以断言：“自由、公正、民主与和谐”，是真正适合全人类共享的“普世价值”。而司马南将党国英先生号召拥抱的“普世价值”，与他眼中“敌人”的“不战而屈人之兵”之“文化战略”相挂勾，是一种居心叵测的伎俩——而这正是司马南的惯用手段。
“罪状”五：贵报口口声声，甚至“决绝地”坚称普世价值的“制度范畴构成了人类有史以来所能达到的最高文明境界，任何民族都将获得这样最终的制度进化归宿”，请问，除了重复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论调之外，还有什么新鲜的吗？现在连福山先生自己都改口了,贵报评论员大人为什么不肯与时俱进？博主驳论：好一个牵强附会的逻辑推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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