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感于阳子先生的博文《当代中国：精英与草根谁更成熟》

   读了阳子先生的博文《当代中国：精英与草根谁更成熟》，不由得令我长叹一声——当今中国像阳子先生这样有具有良知、良心的精英太少了！

   不过，我对阳子先生的结论并不敢苟同，因为当今中国的精英们并非不成熟，而是太成熟，成熟得令人畏惧的地步——例如我们的政治精英吧，成熟到了可令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成度；成熟到了可以令国人遇事不争，百忍成金的地步；已经成熟了可以令不可一世的西方人争相拍马献殷勤、甚至可以令不可一世的萨科奇亲自上门“陪罪”的地步！……

   而我们的文化精英呢？都能“正确”地面对现实，一些既不想做制度的牛虻、又不想做吹鼓手者，或一头钻进废都里成为当代的兰陵笑笑生；或终日徘徊在秦滩河畔追寻逝去的香艳故事；或驻足在明清的故宫里，挖掘永远挖不完的帝王题材……而上海余大师一类的更高明者，则游离于现实和敏感之间，用看似漫不经心的神奇笔法，不经意间地“弘扬主旋律”，还不时“饱含热泪”，劝慰民众相忍为国……更多的文化精英则高度自觉地地歌功颂德，“理直气壮”地严斥西方“敌对势力”的“无耻”言论和行胫……所有这些，都凸显了当今文化精英的高度“成熟”——远离风险，名利双收。上可“精忠报国”，下可光宗耀祖！此等文化精英，何谓不成熟？

   而我们的经济精英呢？更是“成熟”得令人不寒而栗——无所不用其极地利用我党的“好政策”，用惊人的速度增加自己的财富。更难能可贵的是：这些精英们不但个个敛财有方，而且，都有超凡的政治目光和忧患意识，所以，他们富了之后都能在政治上强烈要求“进步”——要么“光荣”地加入我党，要么以“民主人士”的身份成了人大和政协的委员，有的甚至堂而皇之地成了“国家领导人”！此等“成熟”，世所罕见！

   这里，我并非故意与阳子先生唱反调——因为“成熟”，这里仅指为人处世的手段达到了接近完善的程度。并不是良知、良心的同义词。更不是正义感，责任感的同义词。所以，阳子先生认为当今的草根阶层比精英阶层“更成熟”，其实这个事实并不存在——因为当今中国的精英并非没有草根成熟，而是少了一份良知、良心，缺的是一份正义感和责任感！正如阳子先生文章所言：“这个国家已经病入膏肓，而操持她的精英们，心知肚明，却只会固守已经得到的东西”，“既得利益是动不得的，一动就不稳定，影响他们内部的安定团结”——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少了一份良知、良心，缺了一分正义感和责任感！

   而当今中国民主进步事业，中国政治转型最大的阻力是什么？就是因为精英们“固守已经得到的东西”，就是因为“既得利益是动不得的！”但是，极具反讽意味、令人哭笑不得的是：从表面上看，当今中国民主进步事业、当今中国政治转型最大的阻力却来自处于草根阶层那些动辄正义凛然，对西方和普世价值有一种俨然与生俱来的敌意、动辄“爱国热情”高涨的草根阶层人士！由此可见，精英们的种种政治操作是何等精明！更说明当今中国精英们思想上是多么的“成熟”！

   中国的精英们，您们不但“成熟”，而且成熟到了令人畏惧的地步！然而，您们的高度“成熟”，并非国家和民族之福！更非底层百姓之福！

   附：当代中国：《精英和草根谁更成熟？》

   钱宏，我支持你的文章，感到你确在呵护这个国家。

   去年73级政治系毕业后30年同学聚会，我发言时问“谁还在革命？还需要革命吗？”年初见到李志强也问起，一笑了之。当年在江西讨论国事的许多人早就退出了。有时间时我偶尔也探讨人的自然性社会性问题，你看国内媒体争先披露三鹿事件为争夺发行市场，无须考虑整个产业毁于一旦；基层官员拼命挤上来，同时把他人踢下去；更多人则是“共产主义法西斯我都不要，我要我的利益”。希望网络观点能够发挥社会教育作用而不停留在少数人当中。

   巴黎下月中旬接待金灿荣丁一凡几人来讲学，通话时得知北京精英认为许多情况并不严重（可见体制内外看法完全不同），而巴黎记者们则严厉批评国人尤其是在庙堂的精英依然盲目崇拜西方民主制度，而明知西方围剿中国的战争已经公开化（欧洲国家不报道残奥会，揭批中国问题铺天盖地，欧盟最近放弃俄格问题重把中国当作主要威胁）。

   我也很累，尤其是今年，因此不参加博客。那天看到你一句说到身体不适的话，很紧张，但未见答复。还要多多保保自己。

   海曦2008-09-28 17:16:32于巴黎

   谢谢海曦兄长的鼓励和关心，我最近有的确感到很孤独，身体也不怎么好，头痛得厉害。但一时半会儿，我肯定还是无法放弃我的探究。

   “北京精英”们曾经自诩1990年代以来终于实现了“精英联盟”的理想，而富有讽刺意味的是，事实上对抗社会抛弃草根的精英联盟，就是事实上的政教合一，他们也就不自觉地把整个国家带回到了一个最蒙昧的时代，而且，只有经济学思维方式的政教合一，就只能是两千多年前心怀小康社会理想的荀子和志在大同的孟子双双都最警惕的“上下交相利”及“国妖”的滥觞！

   这个国家已经病入膏肓，而操持她的精英们，心知肚明，却只会固守已经得到的东西。究其原因，除了利益之外，他们的问题，是专业知识阻隔和思维方式的碎片化带来的问题。比如，无论这个机体上有多少“病灶”层出不穷地发作，奥运会之前就不说了，只说奥运后这一个多月发生的溃坝、毒奶粉、矿难、火灾等等，他们总有理由归结为个别现象，或者是个别人的问题，然后找几个替罪羊“交待”了事。更有甚者，就是你说的趁火打劫，比如财富精英，同行业利用某个事件，把竞争对手搞下去，以至于不惜搞垮一个产业。

   我的思维方式是：

   第一，再也不要回避我们体制存在的根本缺陷，当代中国需从治本上入手，固本培元，实施积极疗救。何为本？本，就是人，何为元？元，就是人与社会的自组织力。固本培元，是国家、政府应当作的事，所以说这是国家战略，即大战略。要制订、实施大战略，自然要有大战略思维，说到大战略思维，这就又必须是全民的事，不只是精英的事，也是草根的事。我提出大战略思维的

   动机与目标是一致的。

   第二，对于具体事件也要用更加积极的态度处理。我说个很简单的想法，比如，查出那么多问题奶粉及问题食品，这些东西当然不能再吃，再作为食品销售，但换一个角度未必就全是废品，不能食用，能不能派别的用场，比如牛奶、奶粉等，能不能作价哪怕是送给做护肤品、洗涤剂的企业？当然这要经过科学论证，要有技术数据作支撑，我说的仍然是一个思维方式和处事态度问题。追究责任，当然必要，但与“问责制度”的不同在于，一个是事前，一个是事后。事前就要“问责”，这个是与“权力”相对的，即是否权力许可范围？事后，主要是探究原因，探出原因，还要妥善处理。

   第三，改变惯习，回归正常。根本的做法，还是两条，一是对政府及其官员，要用政治的标准，政治标准就是服务，所以党章开宗明义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二是对政府及其官员，要用法律的标准，法律标准就是如何服务，《行政许可法》讲的就是这个意思。基本法则，就是“权力与责任对称”。这里讲的是政治学、法学和社会学的思维方式。而现行GDP标准，脱胎于“中国式阶级斗争”即权谋标准，历史地看无疑是一大进步，但并未完全脱离历史窠臼。与政治标准、法律标准在实践中难免冲突，以致事实上必然丢掉政治标准、法律标准，结果造成政府及其官员的政治生活潜规化、暗箱化，于是，政府与社会、官员与人民的关系，不知不觉间陷入对立，甚至对抗状态。这就涉及到另一条现代社会运行的基本法则，即：信息对称法则。由于信息不对称，人民和社会经常处于不知道政府和官员在干嘛、要干嘛状态。权责对称与信息对称，是现代文明国家的两条相互关联的基本法则，违背这两条基本法则的国家、政府、集团、组织必将陷入混乱和困境。

   我知道“北京的精英们”是怎么想的，他们的思维方式很简单：

   第一，问题谁都知道，但既得利益是动不得的，一动就不稳定，影响他们内部的安定团结，这是帮派政治的特征，他们倒果为因却理所当然又心安理得地认为：中国“政体改革”必须符合“政治经济学”的思维方式。

   第二，在这个利益取向的前提下，作一些局部调整，必要时可以“丢卒保车”式的牺牲小部分人的利益。

   第三，政府手里还有足够多的牌可以打，军队、强力部门和舆论管控不用说，最重要的是有大把的钱，不行就花钱，大把地花，也没有关系，威逼利诱加安抚，只要不从根本上违背他们的利益。再有中国这么大，东西南北中，农工商学兵，世界这么大，大小国家地区200多个单元，我们有钱还有一些资源优势，连超级大国都有有求于我们的地方，所以，国际国内在利益和机会的调控上，权力精英、财富精英、知识精英们一合谋，总有足够的腾挪空间。所以，他们根本就懒得理会“权责对称与信息对称”这个文明国家的基本法则。

   最后一点，就是定期制造“热点”新闻，国际国内事件多少周年纪念啦，各种会议的庆祝或准备啦（这里还孽出“会展经济”产业），什么成果问世啦等等，分散人们对于现实生活的注意力，麻痹草根们对现实痛苦的感知力。我不是说不要“热点”，更不会否论某些“仪式”的重要性（在某种意义上，文化就是仪式），但是，一经加进了精英们麻痹人民甚至愚弄人民的动机，就与驼鸟战术无异。其结果，只能是当它一次次地长时间被使用、滥用之后，这些精英们非但没有麻痹掉人民和社会的注意力和感知力，尤其是那些“恶性事件”的受害者及其相关的人们的注意力和感知力，却把自己对于现实生活的基本感受能力，降到了最低点。

   在我们国家，精英们关闭自己对现实生活的感觉通道，似乎成了他们的第二天性，因为如果他们张开自己的毛孔，打开自己的视听知觉，他们就不能专心致志于自己既定目标，就会对自己失去基本的信心，所以，他们根本不屑于对国家和人民的状况作出实事求是的判断。他们再也不相信“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句格言，更不会在意天安门前的华表对于一个大国的治理，意味着什么？

   我随便抄录一段网友的帖子，你就不难比较出精英与草根，谁更实事求是，谁更成熟，即谁更有眼光、智慧和慈悲心。下面这段话是一个研究生毕业打工三年的网友留在《美国救市全球（中国）买单的背后》后面的帖子：

   “到最后，人们的期望和历史的选择都证明，改良主义可以使损失减到最小。暴力革命是极端的，后果常常过犹不及。深受其害的中国人，如果再次选择了革命，就证明我们是一个懦弱的民族。但从目前的体制来看，实现体制自身的平稳过渡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不满于体制的人会被体制边缘化甚至清除。只有在将来政治权力更替的过程中，新生代领导人必然在思想、观念等方面以新换旧，才能进而改变体制的本质。现阶段，这几乎是毫无可能的事。我们可以看到的迹象是，民主的呼声越来越高，这股历史潮流是不可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