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朱健国先生的一封公开信

   尊敬的朱健国先生您好：

   自从前日在新浪网友的转帖中看到您的大作——《“中国毒奶风暴”须国家主席公开道歉——建议紧急停发“神七”警示国人!》一文后，我深为您高尚的忧国忧民情怀，以及不畏风险勇进谏言的精神所感动。然而，同时我也感到您的大作中存在着较大不足之处，这就是：少了一份应有的文明凤范，情绪化远远大于理性化。

   “少了一份应有的文明凤范”，在您的公开信中是十分显而易见的——朱先生一开头便说：

   “胡锦涛主席，从面相上看，您文质彬彬，一派温良恭俭让，有点‘奶油小生”，但不像是个恶人；从学历上看，您一直出入名校，擅长辅导，可谓天资不低，从中共总书记职务要求来说，您“永远忠于党”，极合乎党文化；但是，以一个现代法治国家的国家主席标准对照，您却涉嫌不作为与渎职……”

   上面这段话，很难想象出自知名的杂文家朱健国先生您之口——言词庸俗猥琐，格调低下，充满了挪揄、嘲讽的味道，令人感到缺乏应有的善意。我想：如果胡锦涛先生真的能看到这封信，很可能会到此打住不看。纵然看下去，也很难起到朱先生所期盼的那种效果！

   接着看您下面这段话：

   “我注意到，在残奥会闭幕式上，你除了在几个必须露出笑容的时间强作欢颜，一直眉头微锁，怔怔发呆，忧心忡忡。甚至电视镜头一直没有出现你夫人的身影，而是多次展现江泽民和夫人的老态。这可能并非政敌的小动作而是你示意下的敬老，顺便表达你因‘中国毒奶风暴’暗暗羞愧地自责与自罚？你或许在犹豫不决，不知是否应该就‘中国毒奶风暴’向全国人民公开道歉？”这段话，更是令人遗憾——主观臆断，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更有挑唆、离间之嫌！我相信，纵然胡锦涛先生能容忍您的无礼，也会令他的幕僚所不容。在此，我真不知道朱先生写此信之目的——是规劝？泄愤？嘲笑？挖苦？还是为了向人们表示自己的“异议”立场？如果真要达到规劝之目的，则首先要有起码的善意，要将事论事，何必扯上“江泽民和夫人的老态”的无聊话题？更何必在这里主观臆断谁是谁的“政敌”？对此，不但显得浅薄、鲁莽、不礼貌。也极不明智——如此不善，岂不令对方更增加一份拒斥的心理？这样，又如何能达到规劝之目的？！如果是为了泄愤，嘲笑，挖苦，是为了作“异议秀”，则更加不足为训——如此粗鄙不堪之文风，岂不令中国的异议人士蒙羞？

   而朱先生下面这段话亦是十分令人遗憾的：

   “须知，你胡锦涛不是‘辅导员’了，不是‘团中央书记’了，是国家元首！毛泽东曾说过：地方的一切问题，中央都要负责；出了问题，我这个中央主席，知道的要负责，不知道的也要负责。你可以不论古代的‘罪己诏’传统，你可以不管西方现代法治国家‘辞职规则’，但你是喜欢常常到西柏坡的，毛泽东的祖制对你也没有启示？”

   朱先生这段话是“情绪化大于理性化”的典型表现——诚然，从您的话语中可以令人强烈感受到一种爱憎分明立场和疾恶如仇的气慨。但同时，亦严重暴露了您个人涵养的不足——鄙人只是一位初中文化程度的粗人，然而，也明白在何种场合该采用何种礼貌——本人在致司马南的公开信中，虽然我对其人品极为鄙视，但在信中一直称其为“先生”，而且一直用“您”表示起码的礼貌。而您，作为一位有丰富人生阅历的高级知识分子，竟然左一口“你胡锦涛”，右一口“祖制”，如此轻薄、刻薄，实在太不应该。更重要的是：如此充满轻蔑、敌意的话语，能达到谏言之目的吗？

   朱健国先生：

   事实上，我对您在文中所提出的诸多观点亦深有同感。但问题是：作为一位异议人士，应当用何种话语形式来向当局表达自己的政见和批评？窃以为，这方面不但应当引起您的反思，同时亦值得引起中国所有异议人士的反思和反省——作为一位秉持自由主义理念的知识分子，不但要有“自由之精神 独立之人格”，同时，还必须具有良好的道德修养——发言时不但要秉持理性、客观、公正的态度，而且，要充分考虑言词的礼貌、平和、得体，让人充分感受到建言者或批评者的最大善意。才会产生事半功倍的效果。

   而就您这篇大作而言，本来，作为一封向最高当政者的谏言信，文中本应注重起码的文明礼貌，更应充分尊重对方的人格；同时，应尽量用委婉、迂回、含蓄的笔法来表达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事实上，委婉、迂回、含蓄的笔法运用到佳处，往往能令文章更具厚重感，更具强大的说服力和穿透力，给对方带来巨大的心灵震憾——哈维尔先生的《致胡萨克的公开信》就是这方面的典范。而也只有这样，才会令自己的谏言收到最大的效果。

   我之所以提出要用“委婉、迂回、含蓄的笔法来表达自己的立场和观点”，更是基于重要的心理因素考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性缺陷，纵然是领袖人物有时也难免俗！尤其是中国长期置身于农业社会和专制社会，没有西方的那种深厚的人文精神背景——特别是没有基督教的忏悔文明传统。所以，中国人素来缺少自我反思和忏悔的自觉性。尤其是拥有无上权力的最高当政者，不但自身难有自我反思和忏悔意识，亦很难容忍犯颜直谏的臣子——纵然是号称千古明君的李世明，有时也很难容忍魏征的谏言！还有，朱先生是否还记得，毛泽东因彭德怀延安整风时一句“操娘”的脏口，记恨二十年之往事否？而今，虽然历史的车轮驶入了二十一世纪，中国也号称进入了社会主义文明时代。但到目前为止，绝大多数中国人依然严重缺乏自觉的自我反思、忏悔意识；仍然有“死都与你拗一场”的陋习；依旧有死不认错的“优良传统”……这一点，包括最高当政者在内的社会精英也概莫能外！ 这种现状，相信在短时期内仍很难得到真正意义上的改变——巴尔扎克曾说过培养一个贵族要三代人时间，而要令中国国民不良的思维定势得到彻底的扭转，恐怕也要三代人的时间！正因为如此，作为一封向执政者的谏言信，委婉、迂回、含蓄的笔法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向执政者的谏言与您擅长的杂文毕竟不同：杂文可以嘻笑怒骂，冷嘲热讽，可以畅快淋漓、快意恩仇、不留情面，乃至“痛打落水狗”。而向执政者的谏言则不同，要充分考虑到我上述所分析的种种因素。

   再来看您下面这段话：

   “如此危机关头还想借花拳绣腿过关？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可胡主席你的思维还似乎停留在‘辅导员思维’上，总是将一切人当学生，永远想着指导别人，却从不想想自己要反思什么，该承担什么责任！难道胡主席还停留在‘团中央书记工作方式’上，整天只想着做一些花架子鼓舞人心，以‘学雷锋’治国，以报喜安邦？”

   在向最高执政者进谏之时，不但要考虑到上述所言的心理微妙因素——领袖的人性缺陷问题。而且，还要考虑到中国政治生态的特殊性——例如，在连续出现几宗重大的灾难事故的情况下，最高执政者为什么不下“罪己诏”？这可能不仅仅是“死不认错”的人性缺陷问题，更基于种种深层处的政治因素考量——毛泽东在与其侄毛远新的谈话中就曾一言泄天机：我是从来不下“罪己诏”的，因为历史上下“罪己诏”的帝王没有一个不是亡国之君（大意如此）。而您上面一席带着明显训斥口吻的话语，只会令事情走向反面，令其产生一种毛泽东式的“罪己诏”情结。反之，如果能用一种充满大爱（基督式的爱），充满善意的“哈维尔”话语形式对其陈述利弊，事情可能就会发生微妙的变化，并朝着积极的方面发展。所以，在向最高当局进谏之时，仅有一身正气和一腔热血是远远不够的，还须要作理性、深邃的思考，还须要有一定的政治智慧和策略

   而当今中国秉持异议的知识分子群体中，有一种令人诟病的现象，这就是：有些人为了彰显自己“自由的精神和独立的人格”和“异议”的政治立场，兴头上来之时，不经冷静思考，只管正义凛然畅快淋漓地将中共当局痛骂一场，而极少发表相对理性、温和，真正具有建设性意义的意见和建议。并逐渐形成了一种“为反对而反对”的思维定势。这种有失理性的行为，不但授极左政治势力反民主口实，而且在政治立场趋于中立的民众中产生了消极影响——因为批评和批判，目的是为了纠错，是为了更好地建设。最终之目的，是令国家最终走上自由、民主、富强之路。而不是为了泄愤。所以，这种极端思维定势的普遍存在，对中国自由民主事业的危害性是显而易见的——由于动辄水火不相容，只有斗争没有妥协，最后只能令事情进一步走向极端。所以，只有摒弃僵硬、极端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才会产生更高的政治智慧——诚然，“不与水合作”的政治立场是必须的，但是，用充满智慧的方法改造“水”质，化腐朽为神奇更值得推崇！

   朱健国先生：

   我这封信是在十分矛盾的情况下写就的——因为我深知：仅因您写了一封存在着瑕疵的信就对您多有责怪，这很不公平。但考虑到类似的现象在当前中国异议人士中较为普遍存在，这令我不得不把积蕴在胸多日的话说出来。冒犯之处，还望海涵。

   李悔之 草于2008年9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