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人幸福感的流失和各种心灵困境就在于人们过度依赖于理性和科学，自以为只要有能力、有技术和物质支持就可以通向绝对的自由，从而随心所欲滥用人的自由意志进行为我所用的开发和行为冒险，所以，当对欲望的煽情和纵容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主题时，个人的冥想就显得不仅亳无时尚而且没有意义，在这个高歌猛进、浪气喧嚣的时代，由于人们都太功利、太急切，太无意于别人的存在与感受，所以便只能要么陶醉于私性的甜蜜独自享用可以顺手拈来的物质文明；要么干脆趋炎附势跟着公众意志胡思乱想、吆喝起哄，这时候，头脑会因过度的发热而找不到座标，心性会因为浮躁而失去方向感，由于缺少涵养精神生长和发育的光热水土，所以人们便没有牵挂无所适从、甚至无所禁忌，从而便很难从内心深处生发出超越性的盼望和追问，并赋予人生有价值、有内涵的意义和质量。试想，我们都置身于如此反复无常、快捷便当的资讯与物欲裹挟之下，谁还能从日常事务之中见出美感、见出神圣，见出人的灵性品质中外延无限的风彩和气派，从而以坚韧之心去努力，去展示人在精神向度应有的意味和高度呢？

   因为太执著于当下的予取予夺和个人化的体面与光鲜，人们似已不再具有精神与情感的关联性与粘合力。所以，我们说，现代性之下人已经被肢解、被分裂，被从传统的文化依存之中实施技术化移植和组合，这时候，人人都被困于现实的重轭之下，个人化的体验如生老病死、悲欢离合于这个机械化高速运转的现代社会实无大碍，所谓体己度人的念想与关切，除非有直接的利害瓜葛和血缘亲情的相关性，否则谁对谁都可以无所谓爱也无所谓恨，如此，个人的努力显得无济于事，一切都不可改变，存在也即合理，人们只管相信科学能解释和认定的一切，并确切地把持好可以量化、可以实证的情事，然后无偏差地盘算清理好当下的拥有。所以，有人不无焦虑地说，现代化之下人的生存状态和文化叙事都是空心化、平面化一次性消费的，是市侩轻浮、见利忘义的，既缺乏内省的意义内涵，也不能通过心智的努力和道德启示让我们走向光明，从而获得持续而澄澈的幸福体验。

   众所周知，人不可能只局限于对眼前的关注，只屈从于对身体的看顾然后在形而下了却一生，任何人，无论如何苟且、如何畏琐低度，其生命内在的本质中都蕴蓄着超越性的诉求和祈盼，因此只要是生命，便自会拒绝沉沦、拒绝萎缩坍塌，拒绝成为无主体、无意识的盲目生者无根而活，他们无论置身于何种极端的处境，也都同样凝聚着、流连着生命意志中有韵味的光亮，让人耗尽心血独自悲喜，独自咀嚼生、老、病、死不期而至的全部况味。唯其如此，无论是神采飞扬抑或低眉气短，只要经历过，每个人都在有意无意之间提供了关于生命“存在的目的和价值” 并对此作出了有意味的诠释，所以，基尔凯郭尔说：“一个人就是一隘口，一个人只有从那个隘口突围出来，才是一个真正的人”，也正因为如此，人需要一种超越经验的努力，需要一种对生命压迫和“有限性恐惧”的拒绝和反抗，更需要直抵生命根本寻求“出路”的精神救赎与宗教阐发，为活着设置出一个甚至无需求证其真伪的终极意义，以此告慰现实困顿中的无助与绝望感。

   然而，随着现代化和科学主义一路破译，人虽然最大限度地摆脱了必然性羁押获得了足以自赏的尊严，并掌握了某些主客观世界的密码解释权，但对“求真务实”的过度依赖又将人们锁定在经验的世界，使得人们只相信已经发生的都是有效的、不可逆转的，你必须如此也只能如此，因而只管履行好自己的职份，各自守着给定的属地边界自生自灭，然后承认并接受自然与社会“物竞天择”反复博弈造成的不均势格局和不可知命运安排。由此，人们只依据发生的一切作出判断，只讲求对已经存在的事实并仅仅据其是否可以证真证伪作出反应，天上没有神仙地下也就不会有圣贤，人心也就不必纠缠于有关价值和“永恒”的辩论和思考，目力在渐渐收缩，内心只相信肉眼所能验证的一切情事，既然没有天堂召唤，也就不存在所谓终极裁判，当然也就不必在乎惩恶扬善的道德训诲。

   据此，人们也还在寻求知识，也还在勤学苦练，但知识的本质已不是喜悦、不是目的，更不是信仰，既不能传达生命内在的智慧以托举外延无限的好奇心，更不能升华为展示人性光彩和规避生存迷误的道德与精神力量。这时候，价值理性纷崩离析，人们被媒体牵引，被政治和商业教导劝化然后集体媚俗，并屈从于工具主义和效率至上论的节制与诱惑，至此，经验上的可证真、证伪业已成为人们价值取向，定义其有无必要劳心费神的参数和标杆，科学与人文蕴涵的“爱智求真”精神被集体放逐并代之以实利主义的当下考量，将其内在的诗性意趣冷却钙化，异质为市场原教旨主导之下的“文化套餐”。至此，负载着人类经验和想象力的全部知识系统被拆解分化，按其有用或无用进行资本化、工程化配置和运作。

   如是则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被倒置，人不能为自己规划、为自己活着，而是遵循价值规律或市场评估，然后纳入国家、公司以及各种社会化实利组织进行“论价定质”，量身定制并完全屈从于“买方”意志，并接受系统的规驯和工程化教育，将其锻造冶炼成为工业化流水线教育之下，批量投入与产出的有用人材和标准化“器具”， 这时候，在人生丰富多彩的表演之中，个人自主的领域被大面积挤占侵吞、拆卸分解，减化为仅仅具备创收功能的“物力” 兼并入既定的工程化社会评选系统，如此则生命的意义不是“导向光明的积极冒险”（海格德尔语），而是适者生存、相机行事的现实投机和奉承，尽管人们也沉湎于各种新知识、新事物的积极探求和努力，并显示出资讯时代前所未有的焦虑和狂热，但其动机和目的多半不是基于兴趣和好奇，更不是为了展开对生命当下维度的超越性想象和历险，而是被简约为练习谋生技巧，应对现实博弈的智力与体力与能量储备，人人都被协迫着趋之若鹜、跟风竞逐，在不断加码、层层递进，接应不暇的体制化、市场化考试、评比，职场、级别和完全无主体意愿的角力之中，接受“去个人化”的社会评价、淘汰和标准化选择。至此，个人鲜活能动的自为状态被层层剥夺、修剪整饬为可以通过规模化生产和经营的现代化“无主体、无意识材质与商品”。

   现代化之下，科学的刚性效能被随意滥用并放大到不能承受之重，人在精神向度的经营则因不切实用而被置于不能承受之轻，人性本质对效率的偏好被科学巨大而显性的效能所诱惑，导致社会知识构成和人的评价系统严重失衡，浮躁趋利的价值取向迫使人们既不能有立足高远的信念持守；也无法静观默想，然后返求诸己进行内在的灵修和分析性审察，所以，杜勒斯说“思想的枯萎正是从头部开始的”，由此，道德、公义被虚置化，主导人们戮力的动力机制不是基于理想和信念，也不是为挣脱庸常状态的“灰色小我”抑或是为了克服现实挫折的心灵救赎，而是机会主义的势利和得失权衡，即如鲁迅先生所言：“……见胜利则纷纷聚拢，见失败则纷纷逃亡”，成王败寇的霸道逻辑与现实争锋中赢者通吃的“马太效应”长期泛滥，最终积淀并内化为人们在理性上普遍奉行趋利避害、相时而动的机会主义行为。

   总之，为了应对现代社会规模化对人的工具化定质评选，又有如此客观上不均势的利益构成和价值形态，接受组织安排，服从国家意志和强者“修剪”，就成为人们为寻求保障从而不得以而为之的无奈选择，日久之后这种由个人让渡的“私权集合体”势必成为君临一切的外在压迫性力量，个人就只能屈从甚至于主动依附公共意志并将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彻底放逐，从而导致个人被剥夺、被收买、被兼并纳入最具赎买力的强势个人或组织，最终形成所有智力与体力资源都被条块分割、定量归类，从属于“供养”其生存活命的各种有形与无形的科层组织和社会单元。这样，无论官僚政客、商人买办、以及行帮黑社会等合法与非法的组织，都只能基于自身得失考量各护其主、各自为政，所谓国家大义民生福祉、生命尊严等人文原则全都予以弃置，只要边界划出、身份圈定，便都各自卖力服从于所属小团体的意志和目标需求，如此，则军人必然沦为政府卫队，警察只能委身为权力镖客。至此，无论是国家组织、公司企业、乃至文化教育机构，即使套用极不体面的帮会行当进行布控和节制民心人气也能大行不避、处处得手！使得任何越界的挑衅和叩问都显得软弱而孤立无助，当然也就难以生成能够超越体制羁绊，立根于社会整体良性发展的制度更新和意识形态颠覆。

   正是有了现代化之下高度精密的技术支持，个人便被条块分割、彼此离间，从而对自己的人生命运无所作为，既不能掌控自己可以作什么或不作什么，也不能决定自己的方向和价值归宿，当然也就很难对公共关系和国家意志形成实际的影响和干预，个人内在的意愿和道德律令除了在司法冒险和利害算计上多少有点约束力之外，对其外部行为或社会环境的“能动性”作用几乎失效。正因为如此，极权主义纵向分层的扁平化组织结构便有了更为上手的管制利器，随着专制钢性的权威性不断异化和递减，统治者对其合法性的维护也会随机与普世性的“文明”接轨，比如一般都不再传承老套的“阳性”法权继续刀枪看守和监狱恐吓，而是代之以精神劝化和利益、荣誉招抚，然后顺服人的“天性”如利益诉求，情感抚慰等， 依理合法地从内部化解冲突与危机，即便有政治牟利的动机与企图，也常常是充分利用市场经济手段如股市、资讯垄断和远程技术编码布控，这不仅具有高效的收益预期和制约效果，还由于其操作功能上的隐蔽性和科学化而显示出“得体”的样态，从而让人们在不知不觉中自愿落入“物质与温情主义”布设的“文明”陷阱。

   二 0 0八年八修定月于贵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