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谋还是阴谋？ /傅国涌文集

50年了，许多历史之谜仍然是谜。50年前，北大学生刊物《红楼》创刊号封面上那幅“山雨欲来”的木刻画，仿佛是个神秘的预言，一场史无前例的历史风云即将席卷北大。当年北大中文系学生张元勋的回忆录《北大一九五七》掀开的也只是历史神秘面纱的一角而已，还有无数历史细节不仅是我们迄今无法知道的，甚至是当事人都闻所未闻的。张元勋的回忆最让我感到震惊的是那个神秘的卧底“谭金水”，这是我第一次听说“谭金水”其人。谭的首次出场是在1957年5月28日晚上，未名湖畔，一群不知山雨欲来的北大学生王国乡、张景中、杨路、崔德甫、龙英华、陈奉孝、谭天荣等举行了一个成立自发“组织”的“预备会议”。参与会议的人当中就有号称“东方语言文学系教师”的谭金水，虽然当时学生已在私下相互提醒：“校内进驻便衣，当心身后有尾巴。”但没有人怀疑过与会者之一谭金水的身份。

组织社团的倡议来自刚刚因为大字报遭到左派围攻、殴打的陈奉孝，谭天荣按自己的癖好将社团取名“黑格尔——恩格斯学派”，陈奉孝等人虽有异议，认为“口气太大，恐被人讥为狂妄”。但因为谭在校园里的名气大，在他的坚持下，大家牵就了他。第二天，一张墨迹犹新的大字报《黑格尔——恩格斯学派宣言》就贴出来了。在当晚举行的成立大会上，张景中发言质疑“黑格尔——恩格斯学派”这个名称，认为这个学生社团诞生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年代，旨在“鸣放”而非研究黑、恩哲学，建议改名为“百花学社”，当场在掌声中通过。

接着，他们要筹备办一个自己的刊物，5月30日在陈奉孝的宿所开会，选举编委会、确定刊名，与会者与上次会议基本上接近，谭金水也在其中。选举结果张元勋为主编，沈泽宜、王国乡、崔德甫为副主编，张景中、杨路、陈奉孝、谭天荣、谭金水等13人为编委，陈奉孝负责组织和管理经费。也是这天晚上确定刊名为《广场》。北大校长马寅初曾答应资助他们500元作为办刊经费，未成。最后在学生的捐款支持下，《广场》创刊号送进了印刷厂。当时北大物理系的学生方励之就捐了10元，那时北大学生一个月的伙食费也只有12.5元，10元对于一个普通大学生来说已不是一笔小钱。有个气象专业学生樊启祥甚至捐了400元的巨款。这一天已经是6月6日。铅印的《广场》终于没能问世，等待着他们的将是“广场反革命集团”的严厉指控。送到北京印刷一厂的16令天津白报纸、640张胶把纸，统统成了“犯罪”的物证。

到了6月22日（离6月8日《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已有2个星期），《广场》一群在山雨袭来之后，还苦战四、五个昼夜，自己动手刻蜡纸、油印、装订了500多册《广场》（没有敢用《广场》的刊名，而是题名为《北大民主墙选辑》），可惜一面世就被大批奉命而来的“抢购者”有组织、有目的地一抢而空，然后公开焚毁。《广场》可以说没有问世。

实际上，《广场》编委会从筹备以来，什么事几乎都做不成，专政机器如同长了千里眼、顺风耳一般，其嗅觉之灵敏，信息之准确，远远超过了这些富有才华与热情的大学生们的文学想象力。陈奉孝隐约察觉百花学社和《广场》编委会中可能有卧底，当年8月初，他约张元勋、李亚白到西山见面，认为“五一九”以来，每次活动几乎都是马上泄密，特别是《广场》付印本来做得比较秘密，竟然也被知道了。他的目标开始锁定在谭金水，并有意做了一次试探，此人果然露出了狐狸尾巴。恍然大悟的张元勋如此回忆：

“谭金水，这个从‘百花学社’的成立到《广场》编委会的创刊会议，凡大小会议、私人交往、两三人小聚、三四人共聚，他几乎都从无缺席，在在都有他挥掌策划于其间，其言最烈，其谋最险，俨然是一‘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死硬派，很快赢得了这一群浮躁、偏激、单纯、寡谋的‘右派’学生们的信任与信赖，视之为‘智叟’、‘谋略家’、‘卧龙先生’！但他从来不在公众场合露面，凡两‘派’交锋，他往往杂于听众中隐立作壁上观。行踪无常，甚至连住处也无人知焉。”

等到秋天之后，陈奉孝、顾文选、钱如平、刘奇弟、李亚白等相继被捕，大小“右派”都被监管，叫做“谭金水”的这个人也就无影无踪了。直到一年后，1958年6月，陈奉孝、张元勋等在法庭上最后一次见到“谭金水”，其他同案者都由于长期身陷囹圄，看上去面如死灰、形销骨立，只有这个位列“人犯”、据说同样关押的“谭金水”容光焕发，而且面有喜色。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的京检（58）分反起字第454号起诉书，共列举了陈奉孝、谭金水、赵清、林树国、贺永增、张元勋等6人，其中这样介绍第二被告谭金水：

“男，二十四岁，湖北省湘潭县人[引者按：原件如此]，家庭出身小贩，捕前系北京大学东语系毕业生，住北京大学宿舍24斋102号。”

“谭金水于1957年12月25日被逮捕，现押于北京市看守所。”

然而，判决的结果下来，其他人都被判了重刑，陈奉孝是有期徒刑15年，张元勋是有期徒刑8年，名列起诉书第二的“谭金水”当即无罪释放，并从此销声匿迹，在人间蒸发。这些天真、单纯、满腔热情的“右派”学生们大约到这个时候才彻底明白，所谓“谭金水”不过是一个代号，一个专业卧底，从一开始，北大 “五一九”运动的每一步，从“百花学社”筹备到成立，从《广场》编委会产生到《广场》的整个运作，几乎都在官方的完全掌握之中，什么叫天罗地网？什么叫铜墙铁壁？什么叫铁桶江山？这就是。

难怪当年宣判之后，深知其中奥秘的审判长曾对张元勋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你们这些年青人，不知好歹，政治是不能开玩笑的！”

林昭没有参加“百花学社”，也没有卷入《广场》，仅仅与张元勋、沈泽宜交往较多，作为《广场》的精神支持者，她也成了批判对象，这一点我们从那些大批判文章的标题即可看出来，如《林昭是〈广场〉的幕后谋士》、《翩然〈红楼〉座上客，竟是〈广场〉幕后人——如此林昭真面目》等。

毛泽东说反右不是阴谋，而是“阳谋”。我不知道，类似“谭金水”这样的安排属于阴谋还是阳谋？其实，阴谋和阳谋从本质上也没有多大的区分，其中都包含了专制权杖或点石成金或妙手空空或莫须有的技巧，在专制的铁幕下，阳谋和阴谋一样，没有人能躲得开。生为中国人，除了为那个时代提供血祭、青春祭，剩下的也不过是做奴隶、做谭金水这样的出路，归根到底，每个人的命运都好不到哪里去。在人间蒸发的谭金水们，和历尽患难、有机会写下回忆录的陈奉孝、张元勋、沈泽宜们，同样是不幸的。当然，我们这些未能身历50年前那场民族灾难的后来者，也同样难以逃脱不幸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