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大陆中国的国情，若干重要的文集的注释应及时更正，尤其是“毛选”和《鲁迅全集》，否则将误导国内外广大读者。
   
   
    由于“毛选”编辑事务归中共中央有关部门管辖，外人难以置喙，故此处暂不细说。先讲《鲁迅全集》的注释。
   

   
    大概有的读者还记得，文革中为《鲁迅全集》的一条注释，对周扬等“四条汉子”大张挞伐。事缘鲁迅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中，对周扬他们提的“国防文学”的口号提出异议，而主张“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
   
   
    这“两个口号”本来都是根据中共中央文件提出的，不过“国防文学”所依据的《八一宣言》发表于1935年，“民族革命战争的革命文学”依据的是《九一九宣言》，发表于1931年。其间共产国际的路线已转变为“人民阵线”，对于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的提法有根本的不同。
   
   
    周扬`夏衍等党员干部自然紧跟共产国际的路线，鲁迅则“仍然坚持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立场，有点跟不上路线的转变了”。（朱正《鲁迅传》，三联书店，2008，371页）
   
   
    可见，“两个口号”之争有点“大水冲了龙王庙”的味道。但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竟引起一场笔墨官司，从1936年一直延伸到1966年。因周扬失宠于毛，“国防文学”派也随之倒霉。文革结束后，表面上把此事摆平了，不说谁对谁错，但求你好我好，大家都好。但实际上积怨极深，90年代中夏衍（1900-1995）临终依然对此耿耿于怀。
   
   
    一条注释包含了这么多恩怨，可谓匪夷所思，大概除了中国文学界，举世再无第二例。
   
   
    但也正因此，对《鲁迅全集》的注释不能等闲视之，掉以轻心。短短几行，甚至寥寥数字，就影响到当事人身后声名。所以，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还蒙冤者一个公道，拨乱反正，极有必要。
   
   
    这里只举一个例子，那就是用鲁迅署名发表的《答托洛茨基派的信》。文末署的写作日期为1936年6月9日。其实是冯雪峰的作品。当时鲁迅病得很重，据胡风回忆，该文写作经过如下：
   
    愚蠢的托派。。。给鲁迅写了一封“拉拢”的信。鲁迅看了很生气，冯雪峰拿去看了后就拟了这封回信。。。他（指冯雪峰---张注）约我一道拿着拟稿去看鲁迅，把拟稿念给他听了。鲁迅闭着眼睛听了，没有说什么，只简单地点了点头，表示了同意。（《鲁迅回忆录》散篇下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1382页）
   
   
    冯雪峰代拟的这封回信中有两段话广受引用：“你们的高超的理论，将不受中国大众所欢迎，你们的所为有背于中国人现在为人的道德”；“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鲁迅全集》第6卷，588-589页）
   
   
    毛对此信很重视，认为鲁迅“在1936年就大胆地指出托派匪徒的危险倾向，现在的事实完全证明了他的见解是那样的准确，那样的清楚。”（《毛泽东文集》第2卷，43页）
   
   
    该文曾入选大陆高中语文课本，“教育了整整一代青年。”（《朱正〈鲁迅传〉，476页》）
   
   
    写信给鲁迅的人，在《鲁迅全集》这样注释：
   
   
    来信的“陈XX”，原署名“陈仲山”，本名陈其昌。据一些托派分子的回忆录，当时他是一个托派组织临时中央委员会的委员。（《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589页）
   
   
    这位“臭名昭著”的托派，其实蒙受大大的冤枉。据朱正介绍，陈其昌（1900-1942），河南洛阳人，北大毕业，1925年加入中共，后追随陈独秀转入托洛茨基派立场，并成为其临时中委之一员。托派主张抗日，陈其昌本人一直在上海租界从事秘密抗日活动，1942年初被日军捕杀。“他用他的血洗刷了‘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的罪名”。（朱正《重读鲁迅》，东方出版社，2007年，476页）
   
   
    显然，对于这样一位烈士，理应以适当方式还他一个公道。
   
   
    至于“托派”，1991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2版，516页上的“注9”这样写道：
   
   
    抗日战争时期，托派在宣传上主张抗日，但是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把托派与汉奸相提并论，是由于当时在共产国际内流行着中国托派与日本帝国主义间谍组织有关的错误论断所造成的。
   
   
    这种说法，等于抽象地肯定（“在宣传上主张抗日”），具体地否定（“攻击中共的政策”），仍然属于罪人之列。托派中为抗日牺牲的烈士如陈其昌也白死了。
   
   
    青史凭谁定是非？
   
   
    （08-8-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