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30年前在大陆提出这个问题，那么，发问者大概一定会感受到鄙夷的目光，那里面的潜台词是：“连这都不知道？你还算中国人吗？”
   
   或者可以借用鲁迅《故乡》里两句话，那是形容“豆腐西施”杨二嫂发现“我”已忘却她之后的神色：“仿佛嗤笑法国人不知道拿破仑，美国人不知道华盛顿似的”。

   
   殊不知，此种反应大谬不然。在鲁迅逝世后至今的70多年时间里，绝大部份国人其实并不知道“鲁迅是谁”。尤其是1949年建立起“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几代人长期被误导。他们之中年长的现在也接近80岁了，例如先后写过五本鲁迅传的朱正先生（1931--）。
   
   朱正是公认的鲁研专家。今年1月其新著《鲁迅传》港版问世。他在该书的《自序》中这样写道：
   
   我二十五岁出了第一本《鲁迅传略》，过了二十五年出了个修订本，又过了二十五年出了这一本。
   
   这篇《自序》文末署明：“2006年11月16日于北京”。
   
   笔者没有比较过此书的原版与过了1年多的港版，不知其间有无修订。只是上述《自序》中称：“拿这本书和1956年初的那一本相对照来看，有些说法是完全不同了。”
   
   可见，朱正所“知道”的鲁迅，经过四分之一世纪大有变化。何者为真？或者何者较真？这个问题恐怕一言难尽。
   
   相对而言，比较有发言权的应是鲁迅的后人。但这也只是按情理推测罢了。事实上，当年鲁迅去世时，其哲嗣海婴（1929--）才7岁。海婴的长子周令飞，更是1953年出生。许多事情他们都并不了解。
   
   尽管如此，鲁迅逝世70周年时，海婴父子还是不负众望，应邀来港出席“2006香港鲁迅论坛”，并发表学术论文，题目就叫《鲁迅是谁？》。
   
   文中直言：“在已经存在的对鲁迅的认识和理解中，鲁迅的真实形象显得遥远而模糊。”“根据我们的不完全调查，现在青年的一代已经开始淡忘鲁迅了，如果你去问他们‘鲁迅是谁？’他们就会说对敌人‘横眉冷对千夫指’，对人民‘俯首甘为孺子牛’。这都是一个已经‘阶级斗争化’了的鲁迅，一个除了用‘战士’这个名词来说明以外就找不到辞汇来说明的鲁迅。”（《鲁迅论坛专辑》，香港中国语文学会，2007年，85-86页）
   
   文章指出：“寻求对鲁迅的理解，找寻‘鲁迅是谁’这个问题的答案，关键在于对鲁迅的人格和精神作出概括。”（同上，86页）
   
   据此，文中从四个方面谈他们“个人对父亲和祖父的认识”：“首先是立人为本的思想”，作者称之为“鲁迅精神的灵魂”；“第二是独立思考”，可比作其思想与精神的“骨髓”；“第三，拿来主义”，“就好像是鲁迅精神与人格的眼睛”；“第四，韧性的坚守”，“是鲁迅精神的手和足”。（同上，86-88页）
   
   文末称：“这是在沉思良久后，我们鲁迅的第二、三代鼓起勇气，在鲁迅走后70年来第一次说出我们的想法，发出我们的声音。”（同上，89页）
   
   结尾说：“我们提议将2006年作为‘普及鲁迅元年’，希望以此作为新的起点，把这一工作持续、有效、深入地开展下去。”（同上）
   
   严格来说，海婴父子未必被公认为鲁研权威。他们对鲁迅的“理解和认识”或者仅属一家之言。但结尾那句话却十分耐人寻味。
   
   “普及鲁迅”，不是早就进行了吗？不讲别的，大陆中学语文课本，每学期都有鲁迅作品。接受过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学生，不是对之耳熟能详吗？这还不算普及？
   
   要确立“新的起点”，原先的起点没选对地方？
   
   “持续、有效、深入”地开展，岂非意味着以往70余年此一工作有中断，流于无效兼肤浅？
   
   这样追问也许不无偏颇，甚至有走极端之嫌。但从上述海婴父子所作的“不完全调查”之结果来看，却实在值得深思。
   
   当然，知人论世以留有余地为宜。正如鲁迅提倡衡文应“好处说好，坏处说坏”。此前70多年的鲁研绝非一无是处。其中1949年之后当局花大量人力、物力做的工作，多少总还有成绩可言。哪怕文革期间“石一歌”连篇累牍的文章，也有其价值在。
   
   这成绩与价值，可用一句话概括：充当反面教材。从他们所做的“普及”中，我们虽不可能弄清“鲁迅是谁”，但反面文章正面看，大可由此知道“鲁迅不是谁”！
   
   （08-8-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