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节明：为什么专制政权注定祸国殃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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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表時間：8/21/2008
   “三家村”文字冤狱的唯一幸存者廖沫沙先生，在悼念已故难友时作了一个有名的对子，阕云：“岂有文章倾社稷，从来奸佞覆乾坤”，由于它很符合中国知识分子忠奸政治思维传统，至今，它在文人知识分子中仍有相当的影响，被一些人交口称道、奉为治世铭言。
   其实，这副对子充其量只对了一半。文章固然不可能颠覆现代自由国家的“社稷”，但不等于不能颠覆专制国家的社稷。古代中国的王朝政权，都是专制帝制政权，即使其统治优容如唐、宋，也只是开明专制；专制政权需要人治的威权来维持，因此无法承受任何挑战其人治的威权的文章（舆论），否则统治就会动摇，僭主专制政权，如满清王朝、中共政权，由于政权不合法，更是容不得丝毫异议舆论，因此，该对子前半句“岂有文章颠社稷”是有问题的，至少在这个对子产生的年代，文章时却是能够“倾社稷”的。
   如果放在中国传统的王朝社会，后半句“从来奸佞覆乾坤”，相当正确，确实，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几乎都是被“奸佞”搞垮的：秦朝出了赵高、汉朝出了王莽、董卓、唐朝出了杨国忠、高力士、安禄山...直接消灭南宋、明朝虽然是当时的异族，但在造成宋、明之所以亡于异族之手，奸佞贾似道、温体仁确实负有重大责任。
   对此，有人可能会说：难道皇帝就是好人？皇帝就没有责任？皇帝当然有责任，而且，皇帝往往是最大的“奸佞”，对于“社稷”的覆亡，皇帝基本上负有主要责任：秦始皇的残暴和穷奢极欲事实上掏空了秦朝，赵高的弄权祸国，只不过是向正在倾倒的秦王朝踹上了一脚而已；明朝崇祯帝妒贤嫉能、昏暴多疑、死要面子、滥杀臣僚，导致君臣离心、士气瓦解、文武官僚纷纷投向李自成；清朝事实上的皇帝慈禧太后，祸乱朝纲、目光短浅、乖佞暴虐、剿杀维新变法、又自不量力，扶持义和团邪教向西方八国宣战，终于抢在自己“驾崩”之前，将满清元气、人气一起耗尽，奄奄待毙...中国历朝历代的许多皇帝，不仅是奸佞，而且使穷凶极恶的坏人。
   尽管为中国改朝换代的历史验证，“从来奸佞覆乾坤”仍然只有一半正确，因为“奸佞”从来颠覆不了自由国家的“乾坤”，迄今为止，没有哪一个自由国家的政权被本国的奸佞搞垮过。英国“光荣革命”确立了君主立宪体制，英国成为人类有史以来第一个实现宪政的自由国家，自“光荣革命”以来，英国“社稷”坚如磐石、国势蒸蒸日上，成为世界头号强国达两百年之久，“光荣革命”三百多年以来，英国再未发生政权倾覆之变故。
   美国自立国以来已有两百三十多年，虽然其中发生了一次南方奴隶主分裂国家的战乱，但是有惊无险，只乱了四年，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宪政民主的的共和国，美国两百多年来以不可遏止的惊人力量訇然崛起，把老霸主英国及其他所有国家远远地甩在后面。美国，向全人类显示出自由，这无与伦比的巨大生命力和创造力！两百多年来，美国政府更迭虽然频繁，但那是按照规则的有序更迭，随着政府的更迭，自由、民主、法治不仅稳定、而且日臻成熟；两百多年，美国国家政权绝大部分时间非常稳定，三权分立的自由体制经受了南北战争的考验，稳如泰山、坚不可摧。
   法国在一八七一年以前，国家动乱了九十年，各种革命接连上演、政权走马灯似地更换，自从梯也尔扑灭巴黎公社共产暴乱、在法国第一次建立三权分立的宪政政权之后，国家顿时复归太平、海波不扬，革命终于销声匿迹，一百三十年来，法兰西宪政共和国政权只在二战时被入侵的纳粹军队颠覆过一次，再也没有倾覆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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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从来奸佞覆不了自由国家的乾坤？在中国，奸佞为何能够产生那样大的破坏力？（中国共产）党为何不断的“犯错误”、甚至不断地重复错误？
   这是因为自由国家国家政权所固有的权力制衡、司法独立、新闻自由等机制，使政权具备自我修错能力、能够有效减阻政客个人错误行为、犯罪行为对民族、国家、社会的危害，在成熟的自由国家，奸邪之徒即使能够当选为国家、政府的领导人，也不可能横行无忌，反而很可能会因其不良行为而遭弹劾下台、甚至遭到法庭审判，至少无法连任。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被迫下台、克林顿因为在性丑闻事件上撒谎，被迫出庭受审、韩国总统卢武铉因为亲共而遭到议会不信任弹劾、差一点翻了船.. .
   而专制政权没有权力制衡、司法独立、新闻自由等机制，政权没有自我修错能力、不能有效减阻政客个人错误行为、犯罪行为对民族、国家、社会的危害，因此，奸佞、昏庸政客的个人罪恶、错误就成为民族、国家、社会的灾难，由于权力的专断，这种灾难效应往往会放到最大。在专制政权衰落的时候，这就必然会形成“奸佞覆乾坤”的现象。现在，胡锦涛正瞪着三角眼，不遗余力地循着“从来奸佞覆乾坤”的轨道奋勇前进。
   专制体制不单不能有效减阻政客个人错误行为、犯罪行为对民族、国家、社会的危害，而且几乎总是造成奸佞、昏庸者上台；共产政权，则因为极端专制独裁，形成了”最坏者当权”的奇特规律。
   列宁缔造的苏维埃极权政权，乃是迄今为止最为专制的专制政权种类，这种共产专制政权不仅对民众实行专断的政治控制，而且全面夺占了私人的土地、房产等不动产和一切生产资料，基本上将全民的私有财产剥夺净尽，这种彻底的掠夺，是之前人类有史以来最残暴的暴君都做不出的事，正因为全面控制了老百姓的钱票子和饭碗，共产专制体制犹如罩在共产国家国民头上的天罗地网、密不透风，共产统治者不仅专人民的政，更剥夺了被统治者衣食住行等几乎一切自由，这种严酷的专制统治，是历史上最暴虐的王朝做不到的事，也是人类有史以来从没有过的事。
   正是在共产国家，这种史无前例的专制国家，产生了西方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反人类独夫斯大林，屠杀奴役俄国人近三十年、全面赤化中国、魔爪伸向世界八方；在这个史无前例的极权国家，雅戈达、叶若夫、贝利亚等杀人恶魔纷纷得势、权倾一时，良知者备受屠杀、迫害和压制，卑鄙无耻的告密小人反而普遍受到提拔重用。
   在中国，在毛共极权统治下，“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大大小小“四人帮”式的恶棍势焰熏天、横行霸道、杀人如麻；邓小平虽然一度缓和了专政统治，但他死心塌奉行“四个坚持”，为之不惜制造“六四”大屠杀，杀害成千上万的爱国民众，“六四”大屠杀后，一党专制重新强化、政治控制大大收紧，“六四”后的十多年，成了“文革”以后好人最遭殃、坏人最得志的十多年，因为的邓小平死不悔改保专制，良知领导人胡耀邦、赵紫阳先后遭废黜、郁郁而终，而上海瘪三江贼民、西藏屠夫胡紧套却先后蹿升至权力最高层、鼎持大宝、一手遮天，虐民卖国有恃无恐......可见，在专制体制下，几乎总是造成坏人得志、坏人当道、坏人掌权。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专制体制的选拔机制是一种逆向淘汰的机制。在现代社会，专制独裁政权是一种没有合法性的僭主政权，为了保权，它必然要采取如封锁过滤信息等诸多手段愚弄人民、遏制社会活力，因此，专制政权的目标和民众、社会的利益目标往往不相符合、甚至相悖，专制政权要自我维持，就需要大批死心塌地把极少数人（统治集团）利益置于民族、社会、国家利益之上的工具人（如官僚、公务员等等），也就是说，专制政权的维持，需要一个不讲良心、不讲道德的“干部队伍”和愚民大众。
   专制政权在初创阶段，可以通过意识形态迷魂药麻痹许多人的道德、良心（如把抛却良知做坏事当作“革命觉悟”、把杀人害命当作“与旧制度决裂”），骗取他们为政权行凶、卖命，尽管这些被洗脑的人往往原本不是坏人，甚至是正直单纯的人，但是客观上作恶的效果比之坏人是一样的，甚至常常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坏人知道自己在做坏事，容易“做贼心虚”，而被洗脑者在作恶时，却以为自己在做好事，自己的行为是“革命行为”，因而更加狂热。
   专制政权到了中后期，因为意识形态破产，政治迷魂药失去了效用，专制统治者就几乎完全靠利益收买，这时候死心塌地为专制政权效犬马之劳的，基本上都是些见利忘义的卑鄙无耻之徒，没有了意识形态“正当性”包装，政权维护者们的邪恶行径就赤裸裸地显露出来。
   专制政权的的反道德属性，决定了它天生需要作恶者，而排斥良知行为。在专制政权初期，需要镇压和重新洗牌，结果自然是心狠手辣或无知无识、头脑简单的狂热分子受到提拔和重用，如康生、王洪文之流，而良知者因为心慈手软，往往被斥为“革命立场不坚定”，受到排斥甚至压制；专制政权中后期，需要腐蚀人心、转移视线、不择手段保权，结果必然是江泽民这种圆滑虚伪、毫无理想的贪腐分子和马屁精上台，必然是胡锦涛这种对内镇压“ 紧套”、对外献媚取宠、卖国求荣的酷吏和小人“接班”，而稍有些良知的杨尚昆、乔石、李瑞环等人则遭到排挤，一边凉快去了。
   当年为了保住专制，邓小平又是屠城、又是“南巡”，以致一九九二年后的“改革”，成了完全堵死政治改革、彻底堵绝民众参与和民主监督的权贵掠夺分赃运动；这时候的“开放”，成了为了追求经济的一时发展不惜出卖国家利益的卖国运动。一九九二年以后，中共一味追求GDP高速增长，中共以纵容各级官僚不择手段先富起来为利诱，以换取其对专制政权的支持，在这种“改革开放”下，“少数人先富起来”和获取“政绩”的最快方式，除了横暴拆迁外，莫过于卖国“招商引资”，在卖国方面，谁胆子大、谁更无耻，谁就“思想解放”、“与时俱进”、保持了共产党员的“先进性”...也就获取了升迁的“政绩”。污吏、酷吏、左吏、“汉奸”、“买办集团”就这样应运而生、大行其道。坏人掌权、奸人得势，是专制国家的必然现象，坏人当权、大行其道，完全是专制体制在特定时代下结出来的毒果。
   不择手段谋取“经济发展”等“改革开放”新时代的事情，良知者同样做不来、做不好，面对作为强拆对象的弱势群体，良知官员狠不下心，结果工程进度受阻，上级勃然大怒，斥之为“没有魄力”；面对廉价出卖资源、放纵外企污染的合同文本，良知官员签不了字，结果左右嘻笑嘲讽、上级恼羞成怒，斥之为“思想僵化”、“观念落伍”，结果很可能就是“不换脑筋就换人”，贤者下、奸者上，形成“劣币淘汰良币”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