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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为死者开——读杨显惠《定西孤儿院纪事》-
来源：观察
几年以前，我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演讲的时候，提及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的大饥荒造成了数千万同胞死亡。当时，有一名大学生激动地站起来反驳我说，这是西方对中国的污蔑，这也是你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污蔑。当时根本不可能有那么多人死亡，南京大屠杀只是死亡三十万人，尚且发现了若干万人坑，如果真的在饥荒中死亡了数千万人，为什么我们从未发现一个万人坑呢？为什么我们的历史课本和文学作品中从来没有记载和描述过呢？为什么我们的父母和祖父母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这一切呢？后来，该大学邀请极左派学者杨帆前去演讲，杨帆同样否定大饥荒中有大量百姓死亡的历史事实并对我大肆攻击和辱骂，甚至建议官方对我采取“行动”，制止我发表“丑化党和政府的言论”。
无知导致无畏，无知导致迷信，无知导致狂妄。这一段经历让我发现，无论是普通大学生还是著名学者，都自觉不自觉地成为中共长期愚民教育和愚民宣传造就的废物。对于那名无知的大学生和无知的杨帆来说，杨显惠的《定西孤儿院纪事》应当是一本“脱盲”的启蒙读物。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定西的饥荒在甘肃和全国都属于重灾区。甘肃当时有一千二百五十万人口，死亡超过一百多万人。在杨显惠仔细读过的《通渭县志》第三编中有这样的记录：“一九五九年冬，饥荒更为严重，一些地方出现人相食现象，人口大量外流、死亡。”通渭是一个二十八万人口的中等县，三年大跃进过去，仅剩十八万人口——七万人死亡，三万人外流。八十年代修志时，编撰者将这次饥荒单列一章撰述，因为省地方志委员会的干预，他们不得已将这一章取消，而将其内容散布于各章之中，同时使用了“人相食”这一中国正史和野史中均屡见不鲜的说法。《通渭县志》的编撰者们认为，县志若不能反映那次灾荒的惨烈，他们就无颜面对全县的父老乡亲。这样的编撰者激起了杨显惠写作的勇气。
杨显惠是一位有探险精神的知识分子，他的作品所涉及的领域，大部分中国作家都避之唯恐不及。此前，杨显惠的《夹边沟纪事》一书是关于反右运动的最为惊心动魄的记述，我在一篇书评中称之为“中国的古拉格群岛浮出水面”，此一比对式的赞誉受到中国知识界的广泛认同；而这本《定西孤儿院纪事》则是关于大饥荒时代普通民众生存状态的最逼真的记述，自二零零二年起，杨显惠用了三年时间走访问定西地区大饥荒中幸存下来的遗孤，包括当年孤儿院的领导和老师，以及其他各类知情人，一共有一百五十多人。鉴于目前中国特殊的出版环境，这些文字只能通过文学化的处理，以“小说”的面貌问世。《新京报》将《定西孤儿院纪事》评为二零零七年度小说，并在评论中指出：“这当然是一部小说，它之所以受到文学界冷落，并被推入史学的怀抱，显出了文学家的狭隘与软弱。二零零七年中国文学的最大收获，是这位文学的边缘人、史学的门外汉、新闻的越位者。《定西孤儿院》是真正的苦难写作，而它的写作过程同样是一种苦难。”其实，让《新京报》欲言又止的是，《定西孤儿院纪事》被迫以一种“畸形”的状态存在，乃是因为当下中国“不自由”的言论氛围。有一名经常出现在畅销作家排行榜上的作家说过，中国作家最缺少想象力。这种说法显得荒诞不经——如果他读过《夹边沟纪事》和《定西孤儿院纪事》的话，他就会发现两本书中的那些惨绝人寰的故事，早已超过了人类想象力的极致。中国作家不是缺少想象力，而是缺少直面历史和现实的黑暗与残暴的勇气。于是，杨显惠站了出来，为死者开口，为无名者鸣冤，为失踪者正名，他写作的绝对不是以虚构为标志的“小说”。
这年头，有多少作家愿意“自讨苦吃”呢？无论是路上的行走，还是书斋中的撰述；无论是与亲历者的对话，还是对死难者的追忆，这些都不是常人所能承受的工作，它需要的是爱与同情心，以及勇气与信念。当年身陷饥荒的定西孤儿展金元，这样跟杨显惠讲述他们在大饥饿中的故事：“爷爷死了，身体摆在炕头。我们想把爷爷从炕头移到上炕，那里凉，是炕火到不了的地方。因为饥饿，我们抬不动爷爷。母亲、奶奶和我，都没有力气。我们就翻着轱辘，把爷爷从炕头翻到上炕……”一个接一个的亲人相继饿死，剩下的人没有力气将死者的尸体搬到院子当中，他们只能让一具尸体靠着一具尸体，在炕上次第排开，直到尸体占据大部分的土炕，直到尸体发出臭味，直到奄奄一息的孩子被工作组发现并救到孤儿院。后人能够想象，七八岁的孩子与父母、爷爷奶奶冰冷的尸体睡在一起的场景吗？这样的场景让人毛骨悚然。但是，这并不是杨显惠的“小说家语”，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的“人民”的亲身经历。当杨显惠转述这些惨烈的故事的时候，老泪洇出眼眶，在他粗粝的面孔上滚动，他的嘴唇哆嗦，这位年届六十岁的西北汉子像小孩一样抽泣。
“吃人”是鲁迅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的一种象征性的概括，也是存在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之中的真实事件。作家郑义在《红色纪念碑》中记述了若干广西文革期间的吃人事件，那时候的吃人不是出于饥饿，而是出于对“敌对阶级”的仇恨；而《定西孤儿院》中的吃人事件，更多的是出于饥饿以及求生的本能。“吃人”意味着文明的彻底沦丧以及人性的全盘野蛮化。以上两种吃人都是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专制政权一手造成的，毛泽东虽然没有亲自参与吃人，但他比那些吃过人的老百姓邪恶千百倍。杨显惠在《黑石头》一文中写到了这样一个细节：扣儿娘把扣儿煮着吃了，“一推开门，扣儿娘正烧火哩……他刚进灶房就闻到一股怪味道，那味道是灶上的锅里冒出来的……他突然看见扣儿的毛辫子搭在水缸盖上……他立即吓出了一身冷汗，腿都软了。扣儿娘扭过脸问他：你站着咋哩？他看见扣儿娘被灶火照得红赤赤的眼睛。”当有记者询问杨显惠这段情节是否属实的时候，杨显惠斩钉截铁地回答说，这样的细节不可能由作家虚构出来，这是真实发生过的事件。在通渭地区的村子里，一位老人曾经给杨显惠讲过，他在一九五九年的时候还是个孩子，他家邻居有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头一天他去邻居家，看见那个小女孩在院后的菜园里拔韭菜，过一天再去，女孩不见了，女孩的辫子在水缸上搭着。
杨显惠说，还有更加可怕的故事他暂时没有写到作品之中。他在采访中记录下这样一些事件：通渭县某村有弟兄俩人。老大去水利工地了；老二在家，家中还有他老婆和嫂子。这男子总从外面检别人家的死孩子吃肉，后来把自己的孩子也吃了。村里活着的人感到了威胁，很恐惧；跟队长去说那人吃开自己的娃娃了，吃得身体那么壮，他一旦把我们拉去吃，我们身体弱得对付不了怎么办？队长和几个人商量一下，认为必须先下手，便带了几个人提了铁锨镢头冲进去，把那个人打死了，把他女入的腿打断了，因为女人也跟着吃肉。还有一个故事是：在酒泉市某村，一老妇人饿死了，儿子将她埋掉了；过了几天又挖出来刮腿上的肉，拿回去放在锅里煮。队长知道了，叫几个人将地捆起来，骂你这个没良心的，你把你妈身上的肉都刮着吃！儿子回答，我的儿子要饿死了，我要顾儿子，我不刮我妈的肉刮谁的肉去？还是酒泉市一个村庄，一妇女吃了自己的孩子，上级领导来此村检查工作，队长汇报了。领导带着人来到妇女家问罪：你为什么吃自己的儿子？妇女饿得卧在炕上起不来，陪领导的一位干部呵斥起来，领导跟你说话哩，问你为什么吃儿子的肉？妇女还是卧着，回答说，儿子是我养下的，我想叫他吃我的肉，他活下去，我饿死去，可他还小吃不了我的肉。我把他吃了，我们两个人都死，比起我死了他再饿死，我心里还好受些。那位干部还是气势汹汹地呵斥：你胡说，你竟敢说粮食不够吃！领导却推了这干部一下，说：走！再不要说了。这几个故事深切地表明，中国农民的悲惨遭遇，并不亚于德国的犹太人、苏联的少数民族以及非洲的饥民。在中共夺取政权的过程中，农民成为该党实现其权力欲望的炮灰；在中共夺取政权之后，农民又被剥夺了土地、粮食和生存权。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改朝换代之后，新朝都会给农民一段休养生息的时间；惟有毛泽东建立的独裁政权，从来没有停止过挥舞屠刀，这个以农民运动起家的恶魔，对他造成的数千万农民的死亡无动于衷，让他的同僚刘少奇、周恩来等人亦为之瞠目结舌。
在《定西孤儿院纪事》中，杨显惠只是用白描的手法和冷静的语调来描写一个又一个家庭的悲剧。对于这些个案，他没有作任何学术上的分析和理论上的概括。但是，在我看来，《定西孤儿院纪事》足以成为阿马蒂亚•森的名著《以自由看待发展》的姊妹篇。一九九八年，曾经亲身经历了一九四三年印度孟加拉大饥荒的印度学者阿马蒂亚•森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次年他即出版《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这位被誉为“经济学的良心”、“穷人的经济学家”的学者，在这本书中分析了政治自由与防止饥荒的关系和规律。森发人深省地指出，“大饥荒不会饿死人，只有人祸才会饿死人。”他在研究了近现代史上孟加拉国、爱尔兰、中国、非洲撒哈拉以南国家发生的饥荒后得出的结论是：“毫不奇怪，饥荒在世界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在有效运行的民主体制中”，“农作物的歉收的发生并非独立于公共政策，即使农作物歉收了，饥荒也可以通过认真的再分配政策来抵御。”因此，森得出结论说：“饥饿不仅与粮食生产和农业安排扩展有关，也与整个经济体的运作有关，以及与政治和社会安排的运行有关，后者能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人们获取食品、维持其健康和营养状况的能力。”确实，当时中国的大饥荒并非因为天灾，而是因为人祸；不是经济事件，而是政治事件。政府手上的粮食储备可谓“多多益善”，却全都是从农民家中掘地三尺抢夺而来的。于是，一贫如洗的农民们只好在家中活活等死。在许多亲历者的回忆中，都谈到了当时让人谈虎色变的“搜粮队”，这些乡村干部和武装民兵对老实巴交的农民的抄家、拘押和拷打，无所不用其极。这是一群忠于毛泽东政权的冷血屠夫，造成数千万民众死亡的，不是天灾产生的饥荒，而是根植于专制制度的暴虐。当每一个死者都开口说话的时候，对大独裁者毛泽东的偶像崇拜还能够在中国的大地上继续下去吗？
那些死者，那些被吃者和吃人者，都消失在历史的黑洞之中，中国的历史就是这样一个无边无际的黑洞。统治者和他们的御用文人们竭力将这个黑洞打造得让沉睡于其中的人们睁眼不见五指。当杨显惠“为死者开口”的时候，御用文人们却在继续恐吓死者和他们的家人。无论是余秋雨式的“含泪劝说”，还是王兆山式的“纵做鬼，也幸福”，对死难者和幸存者来说，都是第二次更加无耻的谋杀。他们都是聪明过头的人，这才当了作协主席，成了文化大师。香港学者林沛理在一篇评论文章中指出：“余秋雨长期高居大陆作家富豪榜的首位，也许并不是没有原因的。”与此类善于将自我利益最大化的“政府化妆师”迥然不同，杨显惠是一位憨厚老实的西北汉子，他从来没有想过靠写作致富和出名，他的稿费甚至还达不到他多年实地采访所花费的差旅费的零头。我曾经去过杨显惠在天津郊外的家中做客，他住在一个老旧的居民小区之中，家中仅有几件陈旧而简陋的家具，基本保持了八十年代初的陈设。他的妻子全力支持丈夫的工作，退休之后仍然继续在医院里上夜班，以补贴家用。在对财富的占有上，余秋雨与杨显惠处于两个极端，但我相信，在未来中国的文学史上，余秋雨的位置将越来越低，杨显惠的位置将越来越高。圣经中说：“你的心若向饥饿的人发怜悯，使困苦的的人得满足，你的光就必在黑暗中发现，你的幽暗必变如正午。”是的，写作即记忆，写作即见证，写作即控诉，写作即反抗。杨显惠的写作，是一种将正午的阳光射进幽暗的夜晚的写作，那些没有墓碑的死者会感激他，因为《定西孤儿院纪事》本身便是一座不朽的墓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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