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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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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思忆文丛》之二:若为自由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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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名,还是不签?——再谈昆德拉与哈维尔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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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爱与痛的边缘》(大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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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子——再致索尔仁尼琴

来源:博讯

    一九七六年十月,被苏联政府强迫押解出境的索尔仁尼琴来到美国东北部佛蒙特州一个叫卡文迪什的小镇。索尔仁尼琴在这块异国的土地上建起了俄罗斯乡间建筑式的小木屋。卡文迪什镇成为索尔仁尼琴新的隐居地,俄罗斯诗人布留耶夫行云流水般的诗句萦绕在心头:“农家的小屋,/像是宇宙;/它的屋顶就是天空,/它的走廊就是银河……”

   在这个世外桃源般的小镇上,索尔仁尼琴居住了整整十八年。一九九四年,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力邀索尔仁尼琴归国,临行前,索尔仁尼琴饱含深情地对卡文迪什镇的邻居们说:“你们非常通情达理,你们原谅了我的不寻常的生活方式,甚至也过着同样的生活来保护着我。流亡的生活是心酸的,但是我不可能想象会有一个比卡文迪什镇更美好的地方……”

   读到这段朴实无华的话时,我陷入了沉思之中。索尔仁尼琴,你是一个多么伟大而又多么卑微的“人”啊!你在这段话里所体现出来的作为一个客人的谦卑与感激,与你在《古拉格群岛》中所体现出来的作为一个斗士的勇敢和气魄是一致的——它们共同展示出真正的做“人”的方式。在遭受了克格勃特务和御用文人们的侮辱之后,在失去了挚爱的家园和友人之后,你没有走向恨,而是走向了爱,走向了一种宽厚广博的“大爱”。你是一个伟大的人,你的伟大在最平凡的地方体现出来——你是最纯粹的“人之子”。

   遗腹子

   在你出生之前六个月,父亲就去世了。你是一个从出生起便没有父亲的孩子,一个遗腹子。

   父亲曾经是莫斯科大学法律学系的学生,一战中是炮兵军官,在从前线归来的一次狩猎中不慎受伤去世。母亲受过良好的教育,曾经就读于彼得堡著名的斯图热夫女子学院,毕业后担任中学教师。一九二四年,母亲带着六岁的你迁居顿河上的罗斯托夫市。母亲笃信俄罗斯东正教,常常带着活泼可爱的你一起去教堂。宗教在你的心目中始终是纯洁无比的,虽然不久以后教堂被迫关闭了,俄罗斯老百姓失去了上教堂的可能,但是这段童年时代在教堂做祈祷的经历,影响了你一生。在你的每一部作品里,都能够找到宗教的影子。你不奢望充当救世主,但是每个人的苦难都在你心里激起难以平静的波澜,正如陀斯妥耶夫斯基所说:“苦难的来临并不可怕,我们的心灵有没有资格承担苦难呢?”

   你与母亲相依为命。母亲一直没有再结婚,她把所有的心血都寄托到你的身上。日子过得很艰难,母亲节衣缩食,除了正常的教学工作,还打字、速记,干各种杂活、零活。母子俩的生活过得既艰难,又很充实。没有父亲的生活,当然是有缺陷的生活,但是母亲的努力使这种缺陷降到了最低点。你的童年是快乐的,你当过班长,还是一个足球爱好者。在这个家庭里,没有威严的父亲,而只有慈爱的母亲。于是,你那独立思考的天性得以自由地发展,就像一棵小树,不受任何修剪,自得其乐地生长着。

   我在无意之中发现,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也有一大群失去父亲的孩子:康有为、梁启超、蔡元培、李叔同、陈独秀、鲁迅、胡适、郁达夫、吴稚晖、傅雷、丰子恺、郑振铎、钱穆、熊十力、老舍、茅盾、田汉、路翎……这张名单还可以一直开下去。这些孩子的心灵都比一般的孩子要敏感得多,他们看待世界的方式也跟一般的孩子不同。创伤的心容易去关心那些同样是创伤的心。中国和俄罗斯的大地上,有一个又一个平凡的母亲。你的母亲那时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养育着一个伟大的灵魂,她只知道自己在做一件母亲应该做的事情,在她的眼睛里,儿子就是儿子。

   一九三六年,你考入罗斯托夫大学物理数学系。本来你可以选择更好的大学,但是,你舍不得离开体弱多病的母亲。你一边学习数理方面的知识,一边进行莫斯科大学文史哲学院函授班的学习。一九四一年,苏德战争爆发了,二十三岁的你应征入伍。一九四二年,你被提升为炮兵连的少尉连长。一九四四年,因作战勇敢、指挥有方,获得两枚勋章并被晋升为大尉,也就在这一年,母亲患肺结核去世了。

   母亲的早逝究竟是不幸还是幸运呢?母亲没有熬过战争最艰苦的时候,但是母亲也没有看到那将让她伤心欲绝的时刻——在她去世之后刚刚一年,你被捕了,仅仅是因为你在与学生时代的朋友通信时流露出对斯大林的不满。一九四五年,当举国上下都在庆祝胜利的时候,你却被判处八年徒刑,一九四九年又被押解到哈萨克斯坦卡干达以北的埃基巴斯图兹的劳改营服劳役。要是母亲亲眼目睹了这一切,她会这样呢?

   母亲一定会站在你的一边。母亲会以她羸弱的身躯跟庞大的帝国对抗。母亲不会像你的妻子那样,背弃你而去。母亲将与你一起分担苦难。有光荣的母亲,方有光荣的儿子;有肥沃的土地,方有参天的大树。

   一个遗腹子,一个有“反骨”的遗腹子,一个追随陀斯妥耶夫斯基在劳改营中沉思人类的自由的遗腹子——你一无所有,却有胆量与恶魔们战斗。母亲虽然离你而去,母亲却永远在你的心中。在你的作品里,俄罗斯母亲的形象是一个永恒的存在。正如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辞所说:“在索尔仁尼琴雄壮的叙事诗中,中心人物便是不可征服的俄罗斯母亲。她以变化多端的名字,形形色色的打扮出现……她那布满皱纹的面孔,使人想起这片国土中不屈不挠的人物。我们为她的热诚而神往。”

   癌症楼的病人

   一九五三年,你从劳改营中被释放,居住在劳改犯们永久的流放地——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州的“绿杨树”村。你继续劳改营中已经开始的创作,把用像蚊子一样的小字写成的书稿卷成小卷,塞到香槟酒瓶子里藏匿。

   这年秋天,你被查出患了胃癌。经过申请,你来到乌兹别克斯坦的塔什干进行治疗。你住进了癌症楼——这段人生经历使你写出了《癌症楼》。

   我很小的时候就阅读过《癌症楼》,那时候留下的印象不是很深刻。后来,读了《古拉格群岛》,被它那可以跟《战争与和平》相媲美的宏大气势所震撼,这不仅仅是一部单纯的文学作品,而是一部关于人类善与恶的战斗的史诗。看重《古拉格群岛》,自然就有点贬低《癌症楼》。这种感觉是错误的。后来,一位亲人的去世,使沉浸在哀伤中的我重新拿起了《癌症楼》。这一次,我终于发现了它的魅力:一座楼房,一群人,在生命的极限状态,真相得以呈现。此时此刻的悲欢,看似平淡,实际上却像喷发之前的火山。一般的作家是不敢面对的,因为他们把握不住这暴风雨前夕的平静。你却娓娓道来,你是在讲述自己和自己饱受蹂躏的同胞的故事,讲述他们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的挣扎与宁静。

   如果说读《古拉格群岛》如同在一列火车上观察流动的风景,那么读《癌症楼》就像是在一个小站上静观默察。《古拉格群岛》是放射式的写法,扫描了跟俄罗斯大地一样广袤的集中营,写了千千万万个生活在不同时空中的或者崇高或者卑劣的人物的命运;《癌症楼》却是收缩式的写法,集中写了一个楼房里一段时间所发生的故事,触及的是主人公身边的凡人琐事。小说的主人公科斯托格洛托夫就是以作家自己为原形而塑造的。

   科斯托格洛托夫是饱经坎坷而痴心不改的俄罗斯当代知识分子的典型。他虽然是一个身患绝症的囚徒,但是依然掩饰不住浓浓的诗人气质。他这样描述流放地的一条河流:“这条河在沙漠中结束生命!一条河,不汇入任何水域,把自己最好的水最好的动力就那么一路分送给萍水相逢的朋友们——这岂不是我们囚犯生活的写照!我们注定什么也干不成,注定只能背着恶名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但我们所有最好的东西,犹如我们还没有干涸的一片水面,我们所留下的全部纪念就是通过见面、交谈、帮助这类方式互相捧给对方一掬水。”重重磨难之后,他仍然没有丧失诗人的气质,没有走向庸常,他还有所“信”,他还要“给予”。索尔仁尼琴,如果说你自己就是一条河流,那么这条河流即使流过沙漠也不会干涸。这是一条永远汩汩流淌的河流,流向太阳升起的方向。对于一个知识分子而言,如果什么都不信了,就成了虚无主义者。你无论如何也不会成为虚无主义者——你坚信艺术能够创造奇迹。

   面对癌症与面对专制一样,你一无所惧。癌症楼里有曾经飞扬跋扈、现在却像泄气的皮球的当权者,有命运多蹇却求索不止的工程师,有贫困潦倒、无依无靠的普通工农,也有认真负责、充满爱心的医生和护士。主人公科斯托格洛托夫与医学院三年级学生、见习医生卓娅之间的爱情更是曲径通幽,让人一咏三叹。两颗孤独的、受伤害的心灵相遇了,撞击出闪亮的火花。那在病床上电光火石般的一吻,足以天长地久。他们分别了,因为科斯托格洛托夫不愿连累卓娅。但他给卓娅写了一封信,第一句话是:“感激您让我的嘴唇接触真正的生活。”这是摒弃了一切功利的爱情,这种爱情与十二月党人的爱情同样伟大,它所体现出来的人类对自我尊严的肯定,让最残暴的专制也黯然失色。

   你是癌症楼的一个病人,但你又是人类灵魂的疗救者。你与自身的癌细胞作斗争,也与人类社会的癌细胞作斗争。人世间还有什么能够摧毁你坚强的意志?

   文化的力量

   文化最软弱的,文化又是最强大的。

   在劳改营里,文化是犯人避免崩溃的最后依托。你在《第一城地狱》里描述了犯人为了捍卫读书的权利而与狱方进行的斗争。“第一层地狱”指的是一个特殊的集中营——身为囚犯的科学家们被集中起来从事绝密的科学研究,他们享受着比一般集中营的囚犯好得多的待遇,所以称之为“第一层地狱”。

   数学家纳格勒喜爱文学,如醉如痴地阅读叶赛宁的诗。然而,狱方却把他的《叶赛宁诗集》没收了。他愤怒地谴责监狱的主管席金少校:“本人有一种不幸的‘看书’习惯,看遍属于本人所有的书;反过来说,仅仅只保存我看过的书。我重复我的要求,根据监狱规定第二条第七项,希望你好好儿把那本非法取去的书还给我。”

   少校用种种理由来搪塞,从诗集中找出许多他认为“有问题”的诗句来质问纳格勒,例如对“在了无生意与陌生的掌握中,/我的诗集也会死去。/只有颌首的燕麦,/会哀悼它们的旧主”这首诗,少校质问:“‘旧主’指的是什么?”

   纳格勒面对这样的文化流氓,知道不能用软的,而要用硬的。他严肃地说:“公民少校!我可警告你:我决不会放弃这本书。我会死在科力马河,但是在九泉之下,我都要把那本书从你那里扯下来!我要把‘中央委员会’和‘部长会议’的所有信箱填满,专门写对你不满的牢骚话。把书给还回来吧,那就没有一切一切的不愉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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