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观察
    不曾见过廖亦武，却通过网络读过他的多数公开发表文字，三个月前的香港，从廖天琪和陈奎德老师手中得到一本劳改基金会出版的《最后的地主》，这是第一次读到他的印刷作品。与网络阅读相比，书籍更利于眼球和阅读节奏的需要，一气读完后，有想写点什么的冲动，还是在犹豫中放弃了，担心自己拙劣的文笔会辱没廖亦武和他的写作。
   
   但苍老的索尔仁尼琴去了，不得不从索尔仁尼琴的意义上写一下廖亦武。
   

   不久前，与一位网友聊天时，他表现出对中国社会变革缓慢的强烈不满，“中国的知识分子太令人失望，苏联的专制政治催生了伟大的索尔仁尼琴，中国有什么？”“你听说过廖亦武吗？”我反问。“廖亦武是谁？”于是，我失去了继续交谈的兴趣，“连廖亦武的名字都不知道，你可能没资格说这样的话。”
   
   也许我有些偏激，但是，生活在当代的中国知识人，可以不知道廖亦武吗？
   
   我们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但不表明我们没有自己的索尔仁尼琴。廖亦武，在我看来，就是当代中国的索尔仁尼琴之一。他甚至做得比索尔仁尼琴更为出色！索尔仁尼琴的价值在于，当差不多整整一代人在西方左派知识分子的影响下对人类历史的“新生事物”——苏联，放弃了对真相和良心的坚持的时候，他和他同时代的一部分苏联作家恢复了这一文学传统，让整个世界看到了解冻前的苏联在一层虚伪阳光的笼罩下其实是如何冰冷彻骨，从而解构了共产主义神话，使苏联帝国丧失了其道德宣教的优越感。
   
   廖亦武所处的时代与索尔仁尼琴不同，在廖亦武开始其最有价值的写作之前，共产主义神话已经破灭，即使没有廖亦武，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的灾难性事件——六四屠杀——也足以令人看清我们所处时代的现实和精神困境，由于这个缘故，廖亦武和他的写作在很大程度上被不恰当地忽视了。
   
   但是，没有廖亦武，六十年来中国人所经历的许多伤痛，就只能作为历史事件的副产品，被时间的洪流湮没，而难以成为我们的精神和文化记忆，那将是无法挽回的损失。廖亦武抢在了时间机器的停摆前展开了抢救记忆的工作。同时代有很多人在做这一抢救工作，但廖亦武无疑是做得最多也最好的。
   
   正如索尔仁尼琴的作品不以虚构见长，廖亦武的作品则甚至放弃了虚构。也许，这使他在很多人眼里不再是一个正常意义上的作家。“几年前，曾有一位相当著名的作家对我说，老威，《中国底层访谈录》是极好的素材，想不想让我将它们写成小说？我裂嘴笑笑，因为在将近20年前，我也许会说同样的话，而不觉得脑子进水。”
   
   廖亦武的主要写作采用记叙体，但他不在意自己写的是不是小说。这是他与一般文字匠的区别，也是他的勇敢之处。一个拘泥于文体、硬要用虚假的喷绘图画遮挡真实风景的作家其实是等而下之的，如果生活本身具有足够的震撼力和无与伦比的丰富性，说出真实就比任何刻意的虚构更有价值，而且，冲破历史的阻碍，以有限的文字再现隐身历史的小人物的生活，本身就需要极强的理解力、想象力和文字组织能力。因为参与对一些被侵权事件当事人的调查，我知道这样的写作需要多大的耐性，需要负付出多少披沙拣金的努力，所以，面对廖亦武厚厚的作品，我甚至庆幸专制政权扼杀了一个诗人，为我们逼出这样一个优秀的历史和心灵记录者。
   
   而这些伟大的文字，是在比索尔仁尼琴更严酷的环境下写出来的，廖亦武似乎不懂得象一般作家那样与生活拉开适当的距离，将近二十年来，他不停地入狱、流浪、被骚扰，他不需要象另一个伟大的俄国托尔斯泰那样走向民间，因为他一直就是民间底层的一员，可以说，他是用最低贱的生活方式支撑着最高贵的写作，他甚至没有索尔仁尼琴那样的流亡海外的机会，迄今为止，他的祖国不肯为他办一张护照。我深知这种生活的难度，从物质生活上来讲，他的一生几乎看不到希望。如果说作家索尔仁尼琴失去的只是出国领奖的机会，那么，廖亦武则是用整整一生的冒险试图挽回民族的宝贵记忆。
   
   冷战已经结束，对西方世界来说，廖亦武不具有索尔仁尼琴那样的政治符号作用，即使需要这样的符号，那也不会落到廖亦武身上，所以，廖亦武式的写作注定是孤寂的。他引不起外瑞典皇家科学院的注意，也不能吸引西方世界足够多的关注。他主要是为这个民族的过去和未来写作，许多年后，中国人才会感谢廖亦武象抢救文物一样抢救了历史，而且，他做得如此精致，用事实记录达到了虚构文学一样的精彩程度。
   
   这是一个消费文化的时代，互联网带来的信息爆炸很大程度上淹没了廖亦武式的严肃写作。在廖亦武生活的国家里，他的文字只能作为一种非法形式存在，而在中国之外的自由世界，廖亦武也注定无法达到索尔仁尼琴那样的被关注程度，这与文学水准无关，而是政治：专制统治下的中国并未表露向外扩张的迹象，因而不对其它国家构成威胁，它所侵害的主要是本国民众的权利，因此，专制政权的罪恶与荒诞似乎不再具有世界意义。
   
   但对中国历史来说，这并不妨碍廖亦武写作的价值，事实上，部分中国异议者的思考和努力并不逊色于哈维尔、米奇尼克等欧洲知识分子，我们无须妄自菲薄，只是，中国社会变革和自由价值观确立的难度远非苏联东欧国家可比，因而在这个时代，他们的价值不得不被继续低估。
   
   廖亦武们只是未来中国的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