８月３日，一位终生保持异见的俄国作家索尔仁尼琴，以89岁高龄而寿终正寝在自家的床上。作为俄罗斯民族的良心，索氏的离去，会令俄罗斯民族感到悲伤并激起广泛的缅怀之情，这一点也不会令人难解：索尔仁尼琴作为“古拉格”制度的受害者，其平静讲述的亲身经历，曾在全世界民众中激起人们对罪恶的斯大林主义的极度厌恶，从而为西方世界对苏联进行冷战并最终导致俄罗斯民族的觉醒而自我埋葬其极权制度，提供了无可取代的道义支持。
   然而，这个消息甫一传出，立即在紧邻俄国的我中华上国却激起广泛的反响却有点令人不知所措：居然从名传遐迩的异见者到主流媒体的写手，从各大BBS的众多菜鸟到许多大牌的网络作家，都众口一词地对这位“古拉格”的幸存者加以了激情洋溢的褒扬。
   如，《潇湘晨报》评论员杨耕身在《有一种良知叫索尔仁尼琴》中这样写道：
   “我们所不知道的是，当历史一声浩叹，这位享年89岁的老人永远阖上他的双目时，他在天的灵魂是否仍然注视着一切，仍然存在于‘古拉格群岛’(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一书中，真实地再现了古拉格群岛劳改营的罪恶，展示了前苏联铁腕统治对人性的蔑视和摧残)之地，仍然温暖并激励着所有漂泊无依的人类的良心。但无论如何，即使他远去，他仍是一个在请求原谅的人，因为他‘没有看到一切，没有想到一切，没有猜到一切’，而这样的一切，也许仍在一如既往地发生着。”
   对索尔仁尼琴从受苦受难的囚徒到享誉世界的伟大作家这一奇迹般的转化，杨耕身这样写道：“从来国家不幸诗家幸。但谁又能像索尔仁尼琴这样有幸，以他自身的经历与存在标志着一个时代的黑暗与变迁？他见证了一个政权的勃兴与倾覆，也正因此，曾任俄罗斯总统的普京这样说道：‘全世界成百上千万人把索尔仁尼琴的名字和创作与俄罗斯本身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他更以自己的方式证明政权并不等同于祖国。他不愿意将他对于祖国的爱，盲同于爱政权。他因此成为最伟大的爱国者。这是直到今天，他仍具有常识与启蒙意义的价值所在。”

   杨耕身在文章最后写道：“索尔仁尼琴之后，这个世界有没有更多的索尔仁尼琴？但是无论如何，索尔仁尼琴走了，良知仍在。良知何谓？那正是索尔仁尼琴所坚称的：‘我绝不相信这个时代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正义和良善的价值观，它们不仅有，而且不是朝令夕改、流动无常的，它们是稳定而永恒的。’如果我们同样坚信，我们将同样获得并且拥有。”
   与杨耕身对索氏的热情讴歌大异其趣的是，中国最著名的异见者刘先生在《迎着西伯利亚寒风而立的橡树》一文中，竟然以索氏为镜，而照出了自己和国内众多思想者的“精神残缺”。
   他在文中这样写道：索尔仁尼琴“这位具有深邃宗教关怀的极权主义的叛逆者所表现出来的诚实和自省——无论是顺从还是反叛，极权主义的受害者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极权制度的同谋。”
   刘还不无洞见地写道：“回头看中国改革时期的右派文学，不仅在揭露毛时代罪恶的力度上远逊于苏东作家（近几年出现的《夹边沟纪事》等劳改纪实作品，开始接近《古拉格群岛》的揭露），而且在反思的深度上更有天壤之别。在中国知识分子笔下，是喋喋不休的诉苦和把苦难的责任全部推给外在原因，是用苦难为自己贴金和自我美化，是‘青春万岁’的理想主义赞歌和‘两头真’的自我辩护，稍好一点儿的作品，至多是苦难中的第二种忠诚。”据此，刘直指“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深层的体制局限和知识人本身的精神残缺的综合作用，使具有强烈现实关怀的中国知识界弊端众生。”
   刘在文中对中国知识精英的批判，估计会令所有自诩良知未泯的人汗颜。他在简要地叙说了索氏和众多苏东异见者唤醒苏联人和东欧人深层历史记忆而获得现代性启蒙的历史事实后，继续写道：中国的“启蒙者成长的思想环境，是被斗争哲学和语言暴力扫荡一空的文化沙漠，启蒙者本身就首先需要接受启蒙，怎么可能在一个急需广泛而深入的思想启蒙的大变革时代，发动融深刻的批判性和有远见的建设性为一体的启蒙运动！当基本的健全制度的常识和善待人性的常识在精英阶层中间还远未得以建立之时，怎么可能把这种常识普及到大众水平。”
   刘在文章的最后写道：“索尔仁尼琴的文字之沉重，让供养生命的鲜血变成黑色的抗争，似乎血色的灵魂就是专门为释放一种黑色的忧郁而准备的。这种忧郁向我展示的，与其说是共产极权下异见者的勇气，不如说是思想者所能达到的精神高度；与其说是天才的华美文学，不如说是教徒的忏悔精神。一双完全裸露的眼睛，犹如残酷的真理，为自己的坦率而牺牲。凝视这双眼睛中的风景，我相信‘石头缝中也能长出迎着西伯利亚寒风而立的橡树’。”
   老实讲，在浏览了所有我能够看见的纪念索氏谢幕的文字和图片后，给我感触最深的，既不是那些讴歌索氏的文章，也不是通过索氏的去世而大发内心感慨以寄托自己理想的异见文字，而是普京于２００７年，邀请索氏来克里姆林宫里做客，普京迎接索氏的情景：普京站着而索氏坐着，普京那双富有肉感的手紧握着索氏那双枯槁的手时，双方都洋溢着发自内心笑容的那张精彩照片。
   因为这张照片再明白无误地告诉了我，在索氏告别人间之前，俄国的历史已经翻开了崭新的一页：这个曾经恶贯满盈但却一直伟大的国家和伟大的民族，以索氏和普氏的握手为标志，已经真正实现了权力和良知的和解，他们由当初的誓不两立，而达至了真正的互相包容。
   索尔仁尼琴，确实是真正无愧于一个苦难时代的最高贵的人：他无论是对邪恶之徒的批判，还是对改恶从善之人的宽容，都将永远值得全人类的永久敬仰！
   只是令我感到无比遗憾和忧伤的是，中国在可见的将来，既不会产生索尔仁尼琴式的民族良知，也不会产生普京那种拥抱民族良知的权力精英。那是因为，我们在实现民族救赎的路上，与俄罗斯民族相比，尚未真正走出索尔仁尼琴和普京已经双双走出的“古拉格”阴影。
   （２００８－８－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