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人口问题是一个很奇怪的问题。共产党统治中国四十多年来，造成了人口净增七亿人（从五亿到十二亿），比中华文明五千年所创造出的五亿人口还多出了两亿。

    这究竟是怎麽回事呢？

    有人说，那是因为解放後，全国的医疗卫生水平提高了，使死亡率降低了，从而使人口增加。这个理由并不充分。与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大陆的医疗卫生水平还是很低的，为什麽这种人口猛增的现象没有出现在医疗卫生水平比中国高的国家呢？

    人口增长与生产力的发展也没有必然联系。这一点我们只要看一看生产力发展水平很高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就会很清楚。这些国家生产力的发展，一方面导致物资过剩，另一方面又导致人口出生率下降。所以，这些国家的政府在大力鼓励人民消费的同时，又鼓励人民生孩子。而共产党统治的中国，生产力有了一些发展，但水平还很低，一直处于物资不足的状态中，而人口却猛增了。

    有人说，那是因为中国有小农经济和儒家的传统。这个传统强调“多子多福”、“不孝有三，无後为大”。这些传统思想又与“以农为本”的“自然经济”生产方式联系在一起。

    这种说法也不确切。既然人口增长是由于传统的家庭经济体“以农为本”的生产模式以及儒家思想所导致，那麽为什麽中共统治时期的这种人口猛增现象不出在“封建时代”－－那个小家庭经济体和儒家思想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时期，而偏偏出在传统的儒家思想已经被共产党彻底打碎，小家庭经济体已经荡然无存，整个社会都在喊着“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新中国”。

    我们知道，男耕女织的生产模式自上世纪末期就基本在中国消失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本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在共产党强迫农民与土地分离後，也消失了。但这时却出现了中国的人口的大爆炸。

    无疑，中国的人口大爆炸与共产党的统治直接联系在一起。

    我们初步认为，从五十年代开始逐渐出现的中国人口大爆炸，是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所释放出来的一种叫“贫下中农生产力”的表现。

    一个社会的人口问题并不是人为能够控制得了的。实质上它是人的生活平衡的表现。每个家庭实际上都能相对控制本家庭的生育。这种情况是由这个家庭的具体生活状况所决定的。这也就是说，只要每个家庭的生活有一个相对的平衡水平的话，整个社会的人口也会处于一种相对平衡态。而为了求得这种家庭生活的相对平衡，就必须有一个平衡点。在中国传统社会里，这个平衡点应该说就是“土地”。

    一般而言，地主自己不直接从事田耕劳动，所以并不需要通过生育来获得劳动力。而且有一个男孩就得分一份家产。因而对生育的考虑，自然会与他们占有的田产联系在一起。多生自然不会是好事。

    富农和中农善于精打细算，总希望能多买进点田产，希望能发家致富。他们并不担心农田劳力不足的问题，因为他们可以通过雇工来解决劳力问题。而且他们也必须考虑孩子多了要分家产，给发家致富会带来负面影响。

    雇农的流动性很大，孩子也不会多。

    而“贫下中农”的情况却不一样。他们在中国农村是属于没有指望的一个社会阶层。他们没有、或者很少有自己的土地，也无力雇工。他们租种地主的土地，最少要交百分之五十的地租，因而通过生育而获得劳力是他们生活的唯一出路。

    在这一阶层的农民那里，他们没有土地这个平衡点，他们生活的平衡在于劳力。因而，他们越是贫困就越要多生。除了以生育获得劳力外，也期望人多家大，不受人欺，同时也指望後代中能有成器的，从而使家庭摆脱贫困。在理论上，我们称他们表现出来的、与他们的生活联系在一起的、对人口要求的自然冲动为“贫下中农生产力”。

    在中国共产党的土改及合作化运动後，这些贫下中农成了农村的领导阶级。他们的行为成了农村中最合理的行为。同时，农村的合作化运动打破了农民传统的生活平衡点，农民不再跟自己的小块土地有直接的利益联系了，所以他们考虑自己的生育问题时，就不再受自己所拥有的土地的限制，也不用害怕分家会把土地分没有掉。过去的一切担心都成了多余的，中国农民的行为从整体上被“贫下中农化”了，这时，“贫下中农生产力”自然就被普及而社会化了。

    集体化以後，就像贫下中农在传统上通过劳力来解决自己的问题一样，集体也需要大量劳动力。人民公社是一种没有办法指望国家投资来解决它们的问题社会组织方式，因而，通过增加自身的劳动力来解决集体的一切问题，这也是人民公社的自己的要求。

    同时，中国共产党在农村推行的“统购统销”、“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等政策，使得中国农村的集体资金无法积累起来。这时，“贫下中农生产力”就在新的集体化的条件下更是大有用武之地。

    这种在“贫下中农生产力”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人民公社”有其独特的人口规律。人民公社的生产是以人口的数量和体力为资本投入的集体劳动。种田耕作需要劳力，为扩大耕地面积而大规模的开荒、修水库、修公路都需要大量的劳力。在这种生产方式下，集体事业的扩大有赖于劳动力的不断追加投入，而人口增长要求粮食相应增产，多产粮食又要求更多的人口作为劳动力投入。同时，人民公社在分配上又采取基本口粮加工分的分配办法，这一分配办法首先保证满足人人有口饭吃，从而在制度上保证了人口的繁衍。这种“贫下中农生产力”的基本特征就是生产和人口同时发展，发展多少，吃掉多少。

    总之，五十年代下半叶后，中国大陆的一切条件都有利于“贫下中农生产力”在农村集体所有制的形式下爆发出来。

    至于在城市，理论上说，中国大陆城市里实行的是低薪制，这一制度不会刺激人口发展。但与此同时，政府把实现国家工业化定为全国的发展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城市的工业和自身的发展就需要大量吸收农业劳动力，使农村人口向城市大批转移。

    中国的人口问题发端于农村，然後转移到城市，进而向全社会推波助浪而去，形成了全国的人口大爆炸。

    当然，中国的人口问题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我们在考察它时只是试图抓住它的根本原因，从而省略了许多因素。我们并不肯定说我们已经抓到了它的根本因素。总之，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还不很清楚，还需要专家们的大力研究。

    而中共的理论家似乎并不喜欢去研究这一切，从而重新寻找家庭人口与家庭生活的新的平衡点，只是根据简单的人口统计数字，得出一个简单的逻辑：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中国人要由国家来解决他们的吃饭穿衣问题，而人口多了，就把政府好不容易弄出来的那个标志着共产党的成功与骄傲的经济发展数字给吃掉了、穿掉了，共产党执政的成绩就表现不出来，因而要实行以“一胎化”为基本特征的“计划生育政策”，不让人民多生，从而保障社会主义制度能健康发展。

    “计划生育政策”是一个很奇怪的政策，只有共产党的思维才想得出来。

    暂且不说中国人的吃穿问题从来就不是共产党解决的，而共产党的吃穿问题才是中国人民为他们解决的，就拿这个“一胎化政策”的性质来说，它实质上是一种“民族自杀政策”。这一政策强行让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由两个人变一个人，一代人过去，人口就少了一半。中国以十亿人口计算，二十代以後，我们这个伟大的中华民族就从地球上消失了。

    本来，一对夫妻决定终身不育，或者决定只要一个孩子，或者数个孩子，这本来完全是私人的事情，政府是很难干涉的。而且，政府怎样才能让生活在一起的夫妻只生一个呢？除了破坏他们的生育系统的正常生理功能，使他们变成残废外，没有其它办法。

    可能，共产党的理论家会自我辩护说，这是一个暂时的政策，不会永远实施下去。而无论是“暂时”还是“永远”，这个头根本就不能开。

    这个政策的後果之恶劣，大概是共产党的理论家所无法想象的。它不但可能毁掉现在出生的独生子一代人的前途以及他们的父母的晚年，而且还可能毁灭中华文化复活、中华民族复兴的全部希望。

    因为，当独生子一代长大成人後，由于特殊的社会构成条件，他们既没有能力承担起赡养人数超过他们一倍的老人的义务，也由于他们特殊的成长经历而没有能力去与别人合作创业。他们自己的工作与生活、他们父母的生活，一切都得靠国家和政府的帮助与支持。

    如果政府社会福利做得好，他们还能撑一段时期，如果政府做得不好，他们中的许多人会在家庭和社会的巨大压力下感到无能为力而痛苦不堪。那种以个人为中心，再从自己身边一圈圈放大出去的“仁义道德”对于他们来说将会是多馀的。他们没有能力承担起以“人伦”为中心、并以贬低国家权威，以确保个人自由为特征的中华文明复兴的重任，只会成为暴暴弃弃、心理失衡的一群，从而使中华民族的振兴在二十一世纪丧失人的基础。

    当然，今天事情还没有发展到如此不能挽回的结局。只要尽快推翻共产党，一切补救还来得及。

    既然我们已经知道，中国的“人口问题”，就像阶级和阶级斗争一样，是共产党制造出来的，是“共产党革命”释放出了一个叫“贫下中农生产力”的怪物而产生的，并不是“老天爷”制造出来的，所以我们相信，中国的人口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垮台以後就会自然缓解下来。而共产党不垮台，这个问题就解决不了。因为你越不让人生，人们就越要生，生出来以後就要你这个国家和政府来解决吃饭穿衣问题。

    在“大同社会”里情况就不一样了，因为这时中国人重新找到了生活的平衡点。每个家庭就会按照这个平衡点的客观规定性去重新安排包括人口在内的全部生活，从而导致整个社会的生产和生活趋于平衡。

    在整个社会的生产和生活处于和谐状态下，人口基数虽然大，但却不呈现为社会问题。

    当然，人于基数大了，会使社会整体的政策设计变得更为复杂。但这也没有什麽大不了的。真正的中国人有勇气接过共产党在中国造成的这个人口包袱。只要是中国人，就要让他过上现代化的生活，成为现代化的人。

    当然，这样讲还过於简单。但总的思路应该是清楚的：人口问题是家庭问题，不能由国家通过政策来解决，只能由每个家庭自己来解决。中国的人口问题，是由每个家庭、每个村寨、每座城市的人口问题加起来而构成的。政府人员和蹲在城里学院研究所里的那些知识份子们，是通过统计数字来感受人口问题的。要叫政府去解决人口问题，他们除了下达行政命令，强制控制生育以外，别无它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