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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说，把中国的粮食问题看成是农村与城市的关系问题以後，粮食问题就不存在了。那麽土地问题还存在不存在呢？

    土地问题从来就是中国农村的首要问题。

    现在大陆农村，土地依然在不叫“公社”的“集体”，即乡村政府手里。这些政府代表着国家，它们通过与农民签订承包合同，让农民在承包合同的范围里自主经营自己分到的土地。这种合同的有效期限，一九八四年中共一号文件规定不少于十五年，一九九五年国务院又发文件，要延长到三十年。这种制度有一个很奇怪的名字，叫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之所以奇怪，是因为共产党改革派明明看到了农民所需要的就是土地，他们也认为，使土地与农民结合能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但他们又不愿把土地真正的还给农民，而只愿把土地“包”给农民使用十五年、三十年。他们说，这个办法叫“使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相分离”的办法。但这样一来，就把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搞得与西方中世纪的农奴制差不多了。

    西方中世纪的农奴，从农奴主那里取得一块份地，然後实行独立经营。这种西方中世纪农奴主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的办法，正是中国共产党农村改革成功的秘密。所不同的只是，这块份地不是从农奴主那里取得，而是从国家那里取到。

    为什麽不把土地彻底归还给农民呢？

    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对“土地所有权”的认识问题。

    在中国共产党看来，土地的国有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特征。要保住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就必须保住土地国有的性质。因而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给中共的“社会主义革命”留下一个尾巴。十五年、三十年，总之土地是国家的，还得收回。要不收回了，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也就保不住了。

    而中国的农民并不是西方中世纪的农奴，世世代代他们都是与土地直接结合。共产党搞集体化，使他们失去了土地，从而也使他们丧失了生产积极性。而“包产到户”的政策一来，他们马上又释放出巨大的生产热情。但这种积极性一直是在担心政策会变的不正常的情况下表现出来的。

    既然是“社会主义”，政策怎麽会不变呢！

    这种不正常的情况不应该让它继续。土地必须重新与农民结合。原来是农民的土地，就得还给农民。这就像“中华人民共和国”通过牺牲农村而搞“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而欠下了农村的债，在共产党垮台後，必须向农村还债一样。

    土地回到农民手中后，土地就应该是可以买卖的。在“承包制”下，土地不得买卖。但农民作为独立劳动者，并没有资金支持，手里只有一点土地、一点房屋和一些简单的工具。如果土地不可以买卖，农民的资金就没有办法集中，就没有办法去从事其它事业。在现代生产条件下，土地不可以买卖的办法，是“贫农”的办法，而不是“富农”的办法。

    许多知识分子担心私人直接占有土地，土地可以自由买卖以後，又会回到中国过去的“土地兼并”的老路上去。

    近代中国的“革命”，从农村看，本质上就是想要解决“土地兼并”问题。所以，在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目标里，“平均地权”就是很重要的一条。“革命”以後，国民党的国民政府公布的土地法宣布：“中华民国领域内之土地属于中华民国国民全体”。中共夺取政权以後，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宣布土地属于全民。他们之间的区别只在於，中华民国在宣布土地国有的同时，也承认“人民依法取得所有权者为私有土地”，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则不承认土地可以私人占有。所以前者为“资本主义”，後者为“社会主义”。

    而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其在土地问题上的大前提都是一致的，都是把土地看成是“全民的”。这“全民”是谁呢？“全民”的法人就是国家。这实际上是用国家来剥夺人民的办法。

    在“大同社会”里，土地又回到私人手中，中国会不会又回到“土地兼并”的老路上去呢？这里就出现一个对“土地所有权”的认识问题。

    我们认为，理论上说“中国的土地属于中国人民全体”，这种说法含混不清，并没有多大意义。这里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土地私人占有究竟合不合理？

    这个问题笼统地说是说不清的。需要具体分析土地的使用情况。比如说，有人在土地上开了一块农田，或者盖了一间房，从而改变了土地的荒土性质，这块土地就该由开发者私人占有。这样的土地私人占有就是合理的。而有人买下一座山，不利用，在那里放着不准人进去，这样的私人占有就不合理。

    大地是养育人类的母亲。它把它自身孕育出来的一切，无私地奉献给人类，从不与人类计较价值。而自从人类懂得开发土地以後，土地的占有权问题才呈现出来。要把这个问题看清楚，就得把土地的占有权和开发使用联系在一起考察。

    我们可以把人类对土地的开发使用做这样的划分：人对土地的开发具有两种形态，一种是自然形态，一种是人为的形态。

    从自然状态看，土地上本来就长有植物、生活着动物、存在着沟河湖泊。人们在土地上种农作物、养牲畜、修水利、植树造林等等，这些开发方式都是对土地的自然形态的利用或放大，因而这种开发方式是不会带来生态问题的。所以，在这些开发方式下，开发者就应该拥有所有权。谁开出的田就属于谁，谁种的树就属于谁。

    这样的开发方式是自由的，也用不着得到谁的同意，以後也可以转卖。当然，如果这块开发出的土地没有转卖，也没有继续利用，让它自然荒芜了，其所有者对它的占有权也就应该自然消失。这时它就是一块荒地，而不应属于谁。

    而另一种开发方式是人为的。那就是在土地上盖房子、开矿山、建工厂、建铁路等等。这些开发方式并不是土地自然有的，而是人创造出来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对土地的自然状态的破坏，因而这种开发方式就应该是不自由的。当开发它时，应该获得由专家组成的土地资源管理委员会同意，并向其交付资金。

    如果这种开发所占用的土地是无主土地，交付给土地资源管理委员会的就相当于全部土地价，如果开发所占用的是有主土地，除了向私人付出地价外，也得要向土地资源管理委员会交付一定的资金。这种开发的使用价值一旦结束，土地所有权也就随之结束。如矿山、铁路、房屋废弃了，原来的矿山主和铁路公司就不应再对这些土地具有所有权，不能再把土地出售赚一笔钱。土地资源管理委员会是“公财”性质的机构。它与国家机器无关，不属于国家的行政部门。它存在的目的是为了全国的国土整治。它的存在使得土地在开发转让过程中生出来的钱用回到土地上。

    这一办法会使无主土地有人管，自然生态发展得更旺盛，被人为的开发所损坏的土地有人恢复。这样做会在中国导致这样一个结果：土地开发得越充分，国土就会被整治得越美好。

    由此看来，“大同社会”的土地制度简单说就是：谁开发谁占有、谁买下利用谁占有，没有人利用就没有人占有。占有者没有合理开发和利用，傍人有权告诉，最终可以剥夺其占有权。所谓“全民占有”的土地，只有在无主土地上才具有相对的意义，因为这种土地本国的人民都有权力去开发。

    这一土地制度使得在“大同社会”里，地价不再是私人投机的热点。今天那些投机商人们，看准某地的地价将要上涨，就将某地的土地买下来，放一年後再卖出去，以此发大财。看来这种发财的办法在“大同社会”里是行不通了。

    同时，这种土地制度由于鼓励人民充分合理地利用土地，并且特别强调土地的占有权和使用权的结合，从而使得中国传统上大规模的“土地兼并”无法形成。小规模的土地兼并是没有必要回避的。一个经验丰富的农户可以买进土地，也可以雇工，扩大他的经营，但他自己却不能脱离土地经营。这种办法不会导致土地占有权和使用权的分离，只会使成功的私人经营管理土地的技术更趋于成熟和普及。

    一个商人在外面发了财，把大量资金转而投向购买土地，然後又把土地出租，自己坐而收取地租。这种情况导致了严重的土地占有权与使用权的脱离，因而在“大同社会”里是很难存在的。

    当然，在“大同社会”里，对土地的买卖还是要做许多具体的规定。比如说要卖土地去喝酒赌钱当然不行。土地作为生产资料，其价值就只应向其它生产资料转移。一户农民不想种田了，而想去养鸡养鸭，或者做点其它什麽，他就可以卖自己的田，把所得的钱用于购买所需的生产资料。

    农民不种粮食就不叫农民了，因而农民的转行必须要有技术培训合格的准营证书才行，不能没有条件，脑袋一动，看什麽东西市场上看好就去干。准营证书由师傅发，而不由政府发。这样做，既可以培养社会上的尊师风气，又可以堵政府官员腐败的路。有权发准营证书的师傅则是一种资格，也是一个很高的社会荣誉。

    另外，买土地的人也必须是粮食经营好手。土地买卖可以用银行转账的办法，而不用现金支付。同时，耕地买卖也不出乡，不然就乱了。有了这些限制，土地买卖就不会导致农村的两级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