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同社会”里，农村与城市的关系该怎麽摆，这是我们在这一章里要探索的主题。

一、“粮食问题”

    一讲到农村，首先就让人想起“粮食”。现在一般人都把农民看成是种粮食的。许多人对农村的关心，是出于对粮食的关心。他们认为，粮食是中国社会稳定的基础，一旦粮食出了问题，就会“天下大乱”。

    在“人囗问题”的压力下，许多学者对中国的粮食问题忧心忡忡。他们看到目前中国人口每年以上千万的速度在增加，耕地则以每年上千万亩的速度在递减。这无疑是很危险的信号。他们提出许多保护耕地、减少土地被工业所吞噬的办法。但这些办法都是治标不治本的办法。所谓治本，就是要找病根。

    粮食问题从哪里来的？当人们把粮食问题看成是农业问题时，就把中国的粮食问题简单地归结为农村劳动生产力太低的问题。人们看到了美国的机械化、化肥化农业所创造出来的高生产率－－的确，美国每个农业劳动力在八十年代初期，就达到了能供养七十八人的水平。与西方先进国家相比，中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实在是低得可怜。

    中国共产党所倡导的改革，就是要把中国建设成“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而这“四个现代化”的第一项，就是“农业现代化”。所谓“农业现代化”，就是指通过农业机械化、化肥化等措施以大幅度提高农村劳动生产率、土地生产率，使土地获得较高的经济效益，从而解决中国的“粮食问题”。

    这条道路对中国的土地进行伤筋动骨的改造，最终会把中国的大好河山给毁了，而“粮食问题”还解决不了。

    从本质上看，中国的“粮食问题”，与其说是个农业问题，不如说是个城市与农村的关系问题。

    这是因为，中国的农民种的实际上不完全是商品粮。这也就是说，八亿农民的吃粮问题是他们自己解决的。他们在给自己留足口粮后，才把多余的粮食作为商品粮卖出。这样一种基本格局告诉我们，中国的粮食问题并不是一个笼统的十二亿人口的吃饭问题，而是一个农村有多少商品粮卖给城市的问题。

    尽管目前中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不如美国高，但理论上说，中国农村人口超过中国总人口的三分之二，他们养活城市人口应该不会有问题。中国目前的“粮食问题”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中国三分之二的农业人口养活城市人口，还有粮食的恐惧。这是很不合理的，理论上也说不通。

    一些经济学家已经看到，中国大陆的“粮食问题”是由于存在于工农业产品价格上的剪刀差造成的，所谓“粮贱伤农”。由于粮食价格太低，农民没有生产粮食的积极性。

    但是，为什么粮价会太低呢？

    实际上是那个“社会主义”搞出来的。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盲目学苏联的工业化，看得起城市，看不起农村，在开始实行对粮食的“统购统销”政策时，就把粮价定得很低。因此，所谓“粮食问题”，并不是一个生产力的问题，而本质上是一个制度问题，是共产党统治中国乱搞而搞出来的问题。

    不过，在毛泽东时代，虽然农产品的收购价格被定得很低，但农产品的销售价也很低。为了维持这一价格体系，政府拿出大笔钱作补贴。而到了邓小平时代，搞“改革、开放”以后，政府不想出这笔钱了，就说要放开物价。这实际上是把原来由政府补贴的钱，转嫁到消费者头上。

    实际上，现在一些共产党改革派的经济学家们已经看到了粮食问题是粮价问题，但他们没有勇气承认粮价背后是制度问题。他们以为只要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就能刺激农民生产粮食的积极性，这个问题就能解决。

    这笔账并不如些简单。中国自“改革、开放”以后，农民生产粮食的积极性的确提高了，但这并不主要是由于粮食的收购价提高而带来的，而主要是由于土地又回到农民手中而带来的。这一点应该是很清楚的。八四年以前，粮食收购价并没有提高多少，而一九八四年由于全国土地绝大部份已经包到农民手中，从而使农民生产粮食的积极性大增，八四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４０７３亿斤。八四年以后，粮食收购价虽一提再提，而粮食产量基本上在八四年的水平徘徊。

    事与愿违，中共改革派所倡导的政策性提价反而导致了全国物价的大幅度上涨。今天让大陆老百姓深受其害的物价上涨问题，其根本原因就是共产党政府实行的“政策性提价”，而其中的主要原因又是农产品收购价提高而造成的。

    为什么粮食收购价的提高并不能真正刺激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呢？

    实际上，农民自己会算账。在分田到户的条件下，农民种粮食首先是为了自己有粮吃，尽管国家的粮食收购价提高了不少，但相比之下，农民想要有钱的话，还是不能靠出售粮食。因而，他们把自己所需要的粮食种足以后，有机会就去乡镇企业或者在副业方面下大功夫，而并不怎样认真对待粮食。

    这个办法还是中国人发家致富的古老的办法，即司马迁曾经描绘过的“穷人变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商不如骗”的办法。

    这种做法当然是自私的。但谁又能对此说什么？因为这是所谓“国家正确的政策”所导致的，即是邓小平“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所导致的。谁都愿意“先富起来”，没有人愿意“後富起来”。一个农民去老老实实地种田，那注定是“後富”。

    这种情况在任何行业都一样，谁老实，谁就只能“後富”。而且，“後富”还是老实人的最理想的结果。现实的情况是，谁老实，谁就“先穷”。

    既然国家这样去制订政策，用国家机器去强行推行这样的政策，那么全国人民就都得去响应。于是，现在大陆人人都变得自私自利，只认钱，都只顾眼前利益。社会上坑人骗人成风，官场里贪污腐败横行。这一切说到底是共产党改革派推行“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的政策而搞出来的。

    中国共产党治理中国，在毛泽东时代搞“阶级斗争”，把中国搞穷搞伤，邓小平时代搞“改革、开放”，把中国搞乱搞病。保守派在“乱搞”，改革派也在“乱搞”。

    中共改革派的“价格”这盘棋是走不活的。为了刺激农业生产，就去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结果导致物价上涨；为了控制物价上涨，又要压住农产品的收购价，去削减化肥、农药等农用工业品的销售价（现在已经有人提出了这样的办法）。而这样做又会打击这些生产部门的积极性。严重的结果是：一方面导致这些农用生产品的供应不足，反而影响农业生产；另一方面会导致这些生产部门的亏损，国家又不得不再拿出钱来给其财政补贴。

    这样绕来绕去，原来想解决的基本矛盾和危险一个都没有消除，反而把问题搞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严重。

    我们要问，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只会“左左右右”地“乱搞”呢？

    其根本原因就是：“没有主意”。而这个“没有主意”的根子还在八十年前出现的“五四新文化”那里。那些讲“新文化”的“新青年”们把中国人的聪明给打掉了，只知道去外国学，不知道动自己的脑筋，加上共产党又把中国文化、中国历史搞得一塌糊涂，让人想动脑筋也没有了依据，结果是无所适从。

    那么，粮食问题是不是一个死结呢？

    问题本身并不死。死结是结在共产党那里。共产党的统治在中国一消失，棋就全盘活了。

    在“大同社会”里，中国人的思路开了、活了。中国人认识到，粮食问题说到底不是个价格问题，而是一个农村与城市的关系问题。事情变得简单了。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剪刀差问题所反映的，实际上是国家对待农村和城市的不公平问题。政府看不起农村、看重城市，就把农产品的价格定得很低，把工业品的价格定得很高，所以导致了这个问题。现在，中国人会重新摆平这个关系，使工农业产品的交换、农村与城市的关系进入良性循环。

    这个关系如何才能摆平呢？

    对于农民来说，农民想要的东西在哪里？

    就在城里。农民想要的钱，从城里人身上赚，想要的化肥、农机等，也从城里买。

    对于城市人来说，想要的是什么？

    基本的东西就是生活品质，这种生活品质就在农村。城市人想吃好的、想穿好的，从哪里来？基本的东西都从农村来。

    城市与农村间这种互求机制是客观存在的。正因为城乡间客观存在着这样一种互求的机制，我们就能把城乡之间的关系理顺。

    这也就是说，我们认识到这个互求机制，就可以通过政策来使城市与农村间达成一种和谐的“帮助机制”。而在具体的做法上，我们可以把粮食问题作为突破口来着手。

    如果我们不去从价格体系着手，暂时不去触动那个不合理的、又充满着危险的价格体系，而把农产品的价格定得与城市的工资水平刚好吻合，这时城市靠工资吃饭的人就不会受到农产品价格上涨的冲击，我们的社会改造工作也会获得一个平稳、和谐的环境。

    这时，如果农村继续以低价向城市出售农产品，无疑农民是吃亏了。为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可以把价格剪刀差的那部份，作为城市对农村的欠账，由城市组织自己的产品、技术、服务来偿还。这样一来，我们并不需要去破坏目前价格体系的平衡关系，就能把城乡关系引到合理的道路上去。至于价格体系，则让它自然趋于合理平衡。

    这个工作首先是一道算术题。通过两种计帐方法，把工业产品和农产品中间的差价准确地计算出来。也就是说，我们把自五零年以来农村与城市间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存在着不公平准确地在量上计算出来，这时我们就知道城里人究竟欠了农村多少，应该还农村多少。

    然後，我们就可以直接使城市和农村签订粮食合同，让这一工程运转起来。当然这种合同是广意的。它实际上是城市与农村的合作互助合同。这时，城市市民有资格不受价格规律的支配和摆布，直接向农民要求自己所喜欢的粮食品种，要求得到不含化学物质的、无毒的、高品质的食品和农副产品等，从而保证自己的生活品质；农村也有资格直接向城市提出完全符合自身发展需要的各种技术和文化的要求。

    这种合作虽然是以粮食作为基础的，但其涉及的范围，并不仅仅是粮食，而是更广泛得多的城乡间的合作。这种合作使农村成为城市市民休息、养老、换环境、换空气的风景如画的场所，城市则成为农民开眼见、长知识的地方，成为让农民摆脱因自身环境局限而造成的狭隘性的动力。农村和城市相互间成为彼此生活的一部份。

    这种结盟并不是县区式的死板的行政划分，而是灵活的、可变动的、自愿的结盟。它存在的基础就在于相互间的信任。政府则可以帮助城市和农村结成这种以粮食为基础的同盟。让一片农村养活一个城市，一个城市带动一片农村。这样一来，政府并不需要想法子解决全国的粮食问题、千方百计地去鼓动农民增产粮食，就可使粮食问题自然获得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