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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中国要建设的“大同社会”是一个恢复“人性”的“现代化社会”，那麽这个“现代化社会”应该从哪里入手呢？我们认为，首先应该从“中国人的现代化”入手。

    中国人的现代化问题是从中国的自然发展中表现出来的问题。从总的方面看，无论在世界的哪个角落，中国传统的家庭经济体在向现代化转化的过程中，都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他们在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中，表现出了自身的局限性，困难很多。而所有问题总括起来，可以归结为“层次太低”的问题。

    中国人虽然有创业精神，但经常创出来的“业”层次很低。而要想提高层次，就有一个“中国人的现代化”问题。

    “人的现代化”实际上就是一个教育问题。这个问题也许用儒学的传统概念来表达更为贴切，即“教化”问题。

    “教化”讲的是“教而化之”，通过教育，使低层次的人化为高层次的人，使低层次的企业化为高层次的企业，使低层次的民族化为高层次的民族，使低层次的国家化为高层次的国家。

    事情应该像这样发展，不应该是相反。

    可是，今天的现实恰恰是相反。

    今天中国的教育体系是从西方学过来的，而这套体系是为培养为别人服务的专门人材而设计的。这套体系里培养出来的工程师、技术员、教授、学者等，都是打工族、都是雇佣劳动者，是专门为别人服务的。本来，中国文化的特质是教人自立的本领，或者说是为提高人的层次，使人文明化。而中国人一旦进了今天的教育体系，受了今天的教育，自立本领反而退化了，反而变得不文明了。

    难道不是吗？请看今天的中国大陆，那些上过很少学的人，在成家立业上干得火热，许多大学教授自叹不如。在海外的中国餐馆里，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些大字不识几个的人在做老板，而在厨房里洗碗的却是博士生；文盲在做出版社的老板，在给学者教授发稿费，由此还能获得文化骑士勋章。香港的首富李嘉诚、大陆首富张茵都是很少染指现代教育的例子。是他们在雇佣受过良好教育的人。

    这类事情的发生绝非偶然。

    雇佣劳动者是西方奴隶的现代称呼。这种观点中国的学者大概不会同意，但西方的学者马克思肯定同意。因为马克思本人在对雇佣劳动进行分析时，就是从古希腊罗马的奴隶讲起的。如果从中国历史上看，情况则更明显。“雇佣”二字在中国历史上就是对奴隶的称呼。应该有理由把现今的教育体系称之为培养“现代化奴隶”的教育体系。

    一个专事培养“现代化奴隶”的教育体系，如何能培养出高层次的中国人？

    尽管目前一套与中国文化能接轨、完全适应中国人的教育体系还不存在，而它的需要、它的市场却早已存在。

    在城镇，人们要想解决民营小企业的层次问题，就必须从“高科技”入手，让它们获得技术的帮助。在农村，农民熟悉传统的锄头扁担的生产方式，却不知道现代化的生产方式，他们也需要高科技来武装。工厂制度下的分工越来越细，机器生产的细密分工，使每个工人的活动变成只从事一种非常简单的、老一套的机械操作，一个工人想在技术上精益求精，成就老板的要求以外的新的追求，他需要获得新的知识，一个工人想摆脱老一套的工作，想成为真正的机器的主人，他也需要获得新的知识。

    大家都需要一个新东西，大家都在等。

    它在哪里？

    技术、本事是学来的，不是天生的。但学什麽？如何学？这却是个大问题。

    今天，我们已经有了一些简单的启发。比如说，海外华人的成功，主要集中表现在饮食和服装等传统技术方面。为什麽呢？

    原来它的秘密就在中国人的传统生活方式里。在传统上，中国人都生活在家庭经济体里。在这里，做饭和做衣服这些技术的获得，不需要去拜师，不需要去进学校，在家教里就有了。早期移居到海外的华人中，许多人是刚放下锄头的农民，他们既没有语言，也没有专长，如何在异乡生存呢？这些可怜的人们有何德何能能与别人去竞争呢？幸好他们是从家庭经济体里走出来，而不是从学校里走出来，天生就有会做吃做穿的本事。事情就从这里起头了。再也不需要去跟别人竞争，自自然然地就在这个地球上发展出了一个让世人瞠目的华人经济来。

    如果事情不是这样发生，如果走出国门的只是受到良好教育的留学生，这些人一不会做吃、二不会做穿，他们没有本事把中餐馆开遍全球。那么，我们今天就只能看到海外的华人打工一族，不会有什么独立的华人经济。

    这一事实揭示了一个简单的真理：中国人做事不要和别人去竞争，从自己最有特长、最顺手的事做起，哪怕这件事微不足道，却最有可能获得成功。

    第一步虽然成功了，可老祖宗传下来的那点技术很快就用完了，而且还做得让人感到老土老土，层次太低。华人经济还要继续发展，中国人还要去做许多我们老祖宗也不知道的新事情，从事许多老祖宗从未有过的新事业。如何做呢？后面的顺手的事又在哪里？

    中国人需要新知识、高科技来武装。而现状却是，目前所知的那套高科技新知识是按西方人习惯的方式建立起来的，中国人学起来、用起来都不顺手。

    让中国人感到顺手、好学、适用的技术知识在哪里？

    在中国知识份子那里！

    在这里，中国的知识分子大有用武之地。比如说，西方那套科学知识，从小学、中学到大学，进而又到硕士、博士，花十多年的时间去解习题，完全值不得。中国人学东西讲究用心记，讲心得。如果有知识分子能把西方科学体系里有用的知识编成口诀、诗歌，让人去背唱，花不了几年时间，就能获得事半功倍的效果。这就像小时背珠算口诀、乘法口诀那样，从小背熟了，一辈子受用无穷。如果有知识分子能把西方的高技术编成中国人身边的故事，就像传道士能用最美、最通俗的语言讲述最深刻的道理那样，学习者就容易有心得。

    一般来说，人的创造性不是在学习中发挥出来，而是在实践中发挥出来。学习就是循规蹈矩，就像人们拜师学拳，不照师傅的一招一式去比划，想要发挥点创造性，那就学不到真功夫。说到学功夫，我们的祖先早已把这一领域诗意化了，文明程度相当高。武蓄文中，学真传、学要领，都是在学诗歌、学口诀。而在今天的中国，会做诗的就是诗人了。

    如果中国知识份子拿不出适应中国人的知识技术体系，搞不出能让中国人提高层次的教育系统，那就是知识份子的责任。

    由此说来，中国人的现代化问题，首先是中国知识份子的现代化的问题。可悲的是，目前中国知识份子所理解的现代化，实际上是“全盘西化”。这种思想倾向很难承担起上述任务。

    “全盘西化”是“低层次”问题的总根子。中国知识份子的问题，对中国未来而言，是个大问题。这一问题比较复杂，需要我们辟专章来讲。这里就点到此为止。

    通过学习，层次提高了，中国人就能变为“自由劳动者”。他们在劳动创造时，就能充分发挥他们的人性。

    这一点在“工业社会”是不容易做到的。在那里，劳动者主要由受薪者构成。对于雇佣劳动者来说，人性在他们的劳动中很难发挥出来。而且，他们还会受到失业的威胁。

    在由雇佣劳动组成的“工业社会”里，整个社会必然会有失业机制。在失业的人群中，许多人喝酒、吸毒，因心理原因而患病，离婚率很高，自杀率也很高。它构成了西方现代化社会里的主要社会问题。

    失业问题是个制度问题，或者说是从社会组织结构中产生出来的问题。此种性质的问题，政府通过政策是无法解决的。但在西方社会，政府必须硬着头皮去解决，解决不了就会导致政治危机。反对党会用这些理由来攻击执政党，最终把它打下台。而反对党上台後，还是没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因此又受到了同样的攻击。

    “大同社会”走的是“劳动自由”的道路。在这一社会里，劳动者主要由“自由劳动” 构成，因而，“失业”问题在“大同社会”里不会表现为主要的社会问题。

    自由劳动者摆脱了雇主的限制。他的劳动完全由自己安排，他要服从的首先是自然规律和社会道德，而不是别人的命令。他在自己的小领域内，进行自己的创造性劳动，因而他的劳动技能更具多样性，人性也能得以充分发挥。

    这是一条中国的传统道路，所以中国人走起来肯定顺畅，而且肯定能走得通。

    当然，并不是说由于中国有自由劳动的传统，就要把所有劳动者都改造为自由劳动者。

    “自由劳动”与“雇佣劳动”相比，各有优劣。自由劳动“自负盈亏”，很辛苦，雇佣劳动相对要舒服一些。被雇佣者的劳动时间和劳动条件都有法律保护，工资也有法律保障，因而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自由劳动的。而雇佣劳动者必须具备一些条件，必须要服从雇主的指挥，必须遵守劳动纪律，同时，劳动的内容也基本上是固定的。

    由此看来，选择“自由劳动”或“雇佣劳动”完全是个人的自由。但是应该懂得，自由劳动要有主动性、创造性，雇佣劳动则需要懂得服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