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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上海市民葛丽芳。我家原住上海市杨浦区控江二村136号6室，2003年5月份28日该住房遭违宪违法强拆，暴力拆迁所造成的家具、乐器和家电等财产损失至今没有得到应有的赔偿。祖孙三代六口人至今居无定所，半年多来我们先后两次租住他人房屋，但入住不久均遭胁迫搬迁和监控骚乱。我们曾先租住于杨浦区本溪路138弄2号楼1106室，因户籍警逼使房东不再继续租房给我们，故我们祖孙三代只得转而租住于该区延吉7村49号503室。

    迫于无家可归的困境，我和我父母不得不逐级上访并先后就"拆迁许可证"和"行政裁决"打了二场官司。作为上海市民，我在穷尽了司法救济和信访救济手段的困境下先后三次上北京向中纪委、建设部、公安部、国务院信访办和人大信访办反映情况，要求得到一个中国公民应有的财产权、住房权和人权。不料从此每逢重大节日和重大会议期间我和家人便成了失去人身自由的"监控对象"，我本人和八旬老父亲、老母亲还遭到过警察殴打。

    2003年6月至12月，我们租借房所在地的四平警署和延吉警署先后对我和家人实施6次"监控"，变相的把我们软禁起来。其中6月份3次共7天、8月27-28日2天、10月份共16天、12月10-11日2天，累计违宪限制公民人身自由达27天。

    其中对我监控时间最长的是去年"两会"期间。2003年10月1日至16日，杨浦区延吉警署对我家实施24小时监控达16天。这16天中，为了防止我到北京告状伸冤，延吉警署、延吉街道和控江街道每天派3班人马轮流对我家实施监控，我家所租的延吉七村49号503室，从一楼到四楼，每个楼面都有三、四个人看守，晚上他们裹着棉大衣斜卧在躺椅上。49号大门口外的花坛处又有七、八个人把守，不让我出门上班。警察和街道干部无奈地对我说："我们同情你的遭遇，但我们没有办法，我们要执行任务"、"我们也碰到动迁，权利也受到侵犯，我们穿这身制服没办法"……

   10月2日白天，因我始终不愿露面，警察们便不断敲门、踢门搔扰，大叫："葛丽芳在家吗？"，光影响我们不算，还闹得四周邻居人心惶惶。下午6点钟左右我打110电话求救，两位110警察上楼询问我丈夫情况后问："你们抓住他们了吗？"，我先生反问："我们抓住他们还叫你们来干吗，就是门口这些人敲门骚扰的！"，110警察和门口三个穿警察制服监控我们的人相视一笑后便扬长而去。当晚7点多钟，又有四、五个警察上来，拳捶脚踢猛敲房门，当时正好有记者对我们进行电话采访，记者在电话中听到敲门声，便要我们转告警察前来接受电话采访，门外的警察们一听是采访，没一个敢接话筒，记者在电话中对我丈夫说，你问他们：是谁给你们的权利？！警察们自知理亏便灰溜溜地下楼了。当时49号门外还有十几个警察，我的八旬老父和老母拿着手电筒抄录了039810、039828、039841等警号。

    从这天以后，即10月3日开始，警察们换了便衣在门外和各楼层把关看守，每天都有十几个人。10月5日早晨，我泊在小区内的一辆用于装运书籍的私人小面包车的三个轮胎因被人用利器戳破内外胎而完全趴在地上，而泊在附近的十几辆小车却安然无恙。我拍照后向延吉警署报了案。

    10月10日，警察们见我几天没露面，从上午9点开始又是敲门又是不停地按门铃，折腾说是要与我谈话，家里两位老人不理他们。到了下午4：45分左右他们突然把电闸拉掉了，我父亲开门出去查原因，门外三十多人强行闯入室内，把我的八旬老父亲和老母亲当场推倒在地，我儿子哭着打电话给我说家里出事了，我从书店匆匆赶回家，一路上只听到小区和楼道内监控我的人小声说："哟，葛丽芳回来了！"、"她没有到北京去。"

    因多次遭受监控和限制行动自由，我承包的一家个体书店蒙受了相当大的营业损失，10月11日上午8：30分，我对门外监控我的控江街道"综治办"的李妍科长说："你们天天把我关在家里，书店的损失你们又不赔偿"，我坚持要去书店进书盘货，一出底楼大门，两个穿制服的女警察前来紧紧地挟持着我的左右手臂，过往行人和邻居纷纷聚拢了过来，把一个守法公民当犯人押送，这让我感到羞辱和愤慨，我大声质问警察凭什么这样对我！围观群众一听居然还有这样监控上访动迁居民的，便纷纷指责他们违法。警察们自己觉得影响不好，硬把我和我丈夫、我的老父老母分别押上两部警车后直驶新宾路上的控江街道办公地，下了警车，警察们要我们四人到里面去谈，我们不愿，早就听说进去后被打，没人看见就是白打，我们坚持立在院子内，这样的话隔着大门铁栅栏还有行人和居民看见我们，街道信访办奚福民只得拿了两个圆凳给我父母坐，就是不让我们出街道办的铁门。至12：30分左右，我说要给我们吃饭，街道"综治办"的科长李妍听后佯佯不睬，只顾一个接一个打电话，这天恰逢周六，此后陆陆续续有街道干部和警察进来。

    到了下午1：30分左右，我们四人早已饥肠辘辘，再一次提出吃饭要求，李妍便说："你们自己去买"，我就搀起我的老母亲朝门外走去，我的丈夫和我父亲都跟着朝大铁门走去，不料一个身穿红条T恤衫的中年男子突然从大门处冲向我丈夫，一手猛掐他后脖，一手猛拍他后脑，吼道："你给我进去！"，我丈夫被这莫名其妙的袭击打懵了，我的老父老母见状揪住那中年男子，那人转身把我的八旬老父推倒在地，接着又一把扼住我八旬老母的喉咙，见老人仍死命扯住他的衣服，"红T恤"又把老人的手臂反扭成飞机式后推倒在地。我上前揪住他质问："你凭什么打老人！"，"红T恤"返身一手扭住我的右臂，一手暗中使劲猛捏，还用脚朝我大腿踢，我被他踢得一下子跪倒在地。这时，隔着大门铁栅栏目击这场暴行的二、三十位行人和居民向我们大声喊道："你们出来呀！出来呀！在里头要吃苦头的！"……见有好多群众在铁栅栏外抗议，"红T恤"不敢再打了。我的老父亲见自己的女儿被打，就从地上爬起来拉住他，这时"红T恤"用额头抵住我父亲的额头，在老人的耳边压低嗓门恶狠狠地说："打你！打你！！我打你你又准备怎样？".我的母亲揪住他的T恤衫，"红T恤"竟朝八旬老人脸上吐唾沫，吐的满脸都是……

    直至延吉警署夏所长来了后，"红T恤"才歇手。我们被他们叫到办公室询问情况时，才知道"红T恤"原来是延吉警署副所长，名字叫张政，警号：039607.当时目击这一过程的有延吉警署的两位副所长张财斌和秦伦堡；牟祺、崔兰等民警；有控江街道信访办的奚福民、李妍（综治科长）、施玉芳，还有街道的门卫。（我们三人被打后，手臂、肩膀等多处青一块紫一块的，有照片为证。事发后，我的母亲持续一个多月喉咙疼，米饭不能下咽，只能喝稀饭）

    在控江街道办公室，我对在场的控江警署民警蔡伯鑫说：我被警察打伤了，请开验伤单给我，蔡伯鑫坚持不肯开具验伤单，回答我说"我没有看见。谁打你的，你让谁开".接着我打电话给杨浦警署督查办公室，他们回答说"我们去联系。问问情况"，但一个多小时过去了还是杳无音讯，下午4：30分许，我又打电话给上海市公安局督查办，他们也说是"联系联系"，到了晚上6点多种仍音讯杳无。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有自己去医院，但在场的延吉警署警察硬是不让我们去医院，说是一定要送我们先回家再说。晚上7点钟点许，控江街道翁根荣副书记等人开了两部小车终于送我们四人回了家，张政开着摩托车尾随，当晚他们仍不让我去医院验伤，我让我丈夫陪我父母亲去新华医院。我又打电话给东方电视台反映这一情况，接听电话的人说已记录在案后便不再有下文。

   第二天（10月12日）他们终算同意我去上班，有12个人"护送"我上下班、进货。这场"监控"一直持续到10月16日的早晨9：15结束。他们离开时上楼与我打招呼说："解除监控了".就这样，我们一家又恢复了自由和平静。

    这十多年来，上海的各类摩登大厦几乎连发达国家也相形见拙了，但我们上海市民对这种表面光亮的"窗口形象"和政绩工程却看得很清楚：真正从中得益的并非普通市民，而是不法官商！"零批租"可曾给当地动迁居民带来"回搬"的好处吗？没有！涉及旧区改造和动迁方面的猫腻和黑洞触目惊心，动迁竟成为贩毒之外的又一个暴利行当！即使不欺压百姓，不坑蒙拐骗搞动迁的工作人员也能捞个"一年一辆车，三年一套房"的内幕，上海媒体可曾曝光过？岂敢！大批动迁居民被迫迁往郊区，一个月下来，上下班车费就在不知不觉中增加了几百元甚至千元上下，官商们可曾发善心让利于民，把车费成本也计入动迁补偿费？做梦！

    凭什么我们上访维权就要被监控？被挨打？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哪里去了？凭什么以"窗口形象"和政绩工程为目标的"改革成本"完全要让老百姓掏腰包？在上海，涉及动迁、下岗和医保等负面题材的消息一律不让媒体曝光，以致官商勾结肆无忌惮、违法拆迁丧尽天良、违宪监控大行其道、法制建设徒具空文！

    恳请博讯《中国上海暴政网》诸位网友仗义执言，通过有效渠道将我们上海动迁上访居民的遭遇反映给中央有关领导，以期上达天听，整顿吏治，惩治腐败，好让上海动迁居民有个安稳的日子过。

   旅美华人：原上海扬浦区市民葛丽芳

   电话：略

   2008年8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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