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之北京大学，正在全方位堕落。它不仅失落了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学术精神，更失落了最宝贵的道德良知和社会责任感。一帮蝇营狗苟的学术混混和投机分子们在政治——金钱——学术的互动中沾沾自喜，在学术腐败中支持着一个腐败专制的政权。曾听到一位九十年代受教于北大的学生说：“我完全不关心六四，六四死不死人跟我没关系，我只在乎自己物质利益。”
    近日读到刘军宁博客访谈“我视北大为源头”，其中谈到：“北大对我唯恐避之不及”和“北大视我为祸水，我视北大为源头”。立足于政治自由主义、关注社会正义的刘军宁，本是北大思想传统的正宗传人，反而令北大害怕的“唯恐避之不及”，足以说明北大的堕落程度。
    北大的堕落不自近年始。北大的激进知识分子李大钊、陈独秀将政教合一的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真理和救世良方引入中国，引狼入室，至今祸害中国近一个世纪；五十年代反右北大不乏大批附和的左疯；六十年代文革，北大贴出了第一张“马克思主义大字报”，成为被毛泽东点燃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七十年代批林批孔，北大的教授们是“梁效”写作班子的主要成员，年过七旬、以接着儒家宋明理学往下讲自诩的哲学家冯友兰率先批孔，为之冲锋陷阵，老当益壮。现在年近百旬的季羡林老先生，则赞美迎合民族主义，为极权唱颂歌。
    北大有可贵的自由思想传统，同时也一向不乏极端偏颇或趋炎附势的知识分子群体。没有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拜倒在物欲和名利脚下，“曲学以阿世”者比比皆是，更不要说北大在学术上的近亲繁殖，每况愈下。

    北大没有了蔡元培，也没有了胡适。那个自由主义的源头几乎干涸。与北大的自由主义传统一脉相承的刘军宁，却不能见容，被北大视为祸水，刘军宁在北大的孤立，岂不正是北大的耻辱和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