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的清流与异端——索尔仁尼琴的宗教社会主义情结 /綦彦臣文集

相对于世俗的标准，宗教如无偏激的特征则不成其为宗教，尤其在俄罗斯这样宗教传统深厚且相对独立于欧陆的宗教国度更是如此。俄罗斯前总统、今总理普京无须掩盖自己的信仰，曾向东正教大主教献上了敬意；大主教则不吝神圣，把一支象征君权神授的权杖作为政治礼品回馈给普京。这些看起来有些滑稽的政教操练，恰说明了"俄罗斯特色"政治的内含。索尔仁尼琴也不例外，他是一位饱受东正教传统熏陶的文学家、思想者。因此，他近乎中国老庄哲学中"小国寡民"的反现代化思想，特别是反对城市化生活形式与西方自由主义精神，则是这方面的表现。索尔仁尼琴显然比普京要深刻得多。这不仅是他不需要世俗与神赐两方面的权力，而且最为重要的是他在思想旅程中接受了欧洲传统的宗教社会主义思想。不同于英国十六世纪莫尔的《乌托邦》，也不同于十七世纪意大利人康帕内拉的《太阳城》，更不同于与《太阳城》产生于同一世纪的德国人安德里亚的《基督城》，二十世纪的俄国人索尔仁尼琴并没有写出宗教社会主义方面的思想专着。但是，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否认索尔仁尼琴对三位先贤的继承，而不用考虑宗教社会主义在欧洲已经彻底沦为异端的事实。

从学术价值上讲，索尔仁尼琴并没有创新，更谈不上什么伟大，作为个体的人，一位思想者，他所选择的位置是理性的。换言之，没有清流的声誉与异端的姿态，他就没有作为思想者存在的意义。索尔仁尼琴所主张的反城市化与反西方化，正如《圣经》上的一句话那样——日光之下，并无新事（Thereisnothingunderthesun.《旧约??传道书1：9》）。仅依安德里亚《基督城》的思想体系来看，索尔仁尼琴就是一个重述者。比如说，前者主张集体领导的寡头政治，后者则主张"比共产主义更民主的专制"；再比如说，前者强制人民过圣洁的宗教生活（每天三次公共祷告），后者则斥西方自由主义为无神论。稍微不同的是：安德里亚离文艺复兴运动结束的时间比较近，秉持了尊重科学的传统，他设想的基督城里科技与信仰有着同等重要的地位；而索尔仁尼琴虽未明言反对科技，但他对科技的一个必然结果即城市化抱有天然的反感。索尔仁尼琴是文艺复兴的反动，也是启蒙的反动，他所设计的俄罗斯的未来生活实在比他所反对的古拉格好不那里去。如果说，俄罗斯文化因为没有古拉格而不存在的话，那么索尔仁尼琴也会因俄罗斯没成为新的基督城而惆怅万分。

努力为全人类至少是思想者目力所及范围内的人群设计一种理想的生活方式，是人类先知们的共同任务，也是希腊科学精神传承的结果。比如古希腊的色诺芬以家政论确立了经济学（作为科学）的基础，他设计的是一种模型化的生活方式。在安德里亚之后与索尔仁尼琴之前，德国经济学家屠能设计出了孤立国的农业与城市的关系图。正如我没有考证索尔仁尼琴是否研读过《乌托邦》、《太阳城》、《基督城》三种或其中一种（尤其《基督城》）那样，也无从考证索尔仁尼琴是否读过屠能的着作。但是，写下这篇本已多余的小文章的目的是，提醒中国的思想者们，尽可能地别把索尔仁尼琴简单地符号化。

有人赞赏索尔仁尼琴对暴政的道义反抗，我亦从之，但是把这种反抗等同于政治设计本身，则是一个巨大的不幸。因为索尔仁尼琴与他所反对的马克思、列宁并无本质区别，尤其在受宗教社会主义影响方面。此者尤足为戒！我们的自由主义阵营中，许多竭力批驳毛泽东的人本质上的思维方式与毛泽东并没区别。也许，这正是中国未来不需要索尔仁尼琴的真正原因之所在。有人赞赏索尔仁尼琴的民族主义"气节"，认为他对俄罗斯（东正教传统）的回归应该是许多自由主义者的"未来出路".不幸的是，有这种主张的人几乎无一例外地忽视了欧洲的思想传统，尤其对宗教社会主义作为清流与异端的存在历史。

鉴于以上两点状况，所让人深忧的正是——学术的浅薄必然导致政治上的浮躁。之于俄罗斯本身，她的文学十分发达，却缺少哲学底蕴，前苏联"亡于哲学"即哲学营养的缺乏导致世界上第一个现实的共产主义乌托邦丧亡也就不足为怪。

当然，反对文艺复兴，尤其是反对启蒙，仍然是西方哲学里面一个异端的亮点，比如霍克海默与阿道尔诺坚持认为启蒙精神是人类自我毁灭的途径。没有人能拦住霍克海默与阿道尔诺，还有后来的索尔仁尼琴的自由的言说。而霍克海默警惕黄种人（即中国人）的褊狭与索尔仁尼琴对中国人的警惕，仅仅是一种巧合吗？

我无意讽刺在国内公开媒体上发表长文介绍、分析索尔仁尼琴思想的有影响的学者们，但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他们过多的叙事性描述充其量是在贩卖一本传记的内容提要，而与思想解析无关。那些言说者不乏自由主义的激情，但是靠那样的言说能够避免我们陷入新的乌托邦吗？能够让未来免于"亡于哲学"吗？能过让我们摆脱索尔仁尼琴的梦魇吗？

二00八年八月二十一日于绵逸书房